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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好处。我就是不能干太多的活。一个人啊,得有点看闲书的时间。怎么说呢,工作也是占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也许生活占的时间很短,娱乐占的时间很短,但是它在我心里的天平上比工作更重。刘春就说,你为什么就能做《文涛拍案》呢?其实就跟你是这种人很有关系。因为你不是那些新闻部的记者,那些新闻部的记者心灵已经疲惫,他整天看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你不懂,赤子之心,你整天风花雪月,玩玩乐乐,你这种人能够保持心灵的敏感和弹性。所以你要我看到一个惨案,我的震动是真的。就像是跑记者的人,他的眼睛饱经沧桑,他看什么都隔了一层,他看到的是中国这样的事太多了,恰恰是我像一个小孩一样,我不太懂法律,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了解得并不多,所以我的眼睛就像儿童的眼睛一样,就像水洗了一样。我第一次看那事,那种大惊小怪就是我感动的来源。我说:“哎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我这种第一感动、第一触动是因为我见得少。所以有的时候多知并不是最好的,保持少知和不知的状态也是很好的。电视台领导把人变成了机器,主持人就失去了灵性,走向了虚伪。他最初是很新鲜的,是很本能的,可是后来他出名了,商业机制把他弄得出境越多越好,最后没法保证他的真诚、他的新鲜,最后流于大路货,他的个性就泯灭了。保持个性就是要保持你做人的一贯的生活。对这一点,我们电视台的人就更少想到了。

窦文涛(8)

我挺钦佩电视上的自己

记者:所以你觉得你能做好工作,是因为你的真,你想要竭力保持的,也是这份面对生活的真吗?

窦文涛:对!你第一次遇见这个事情是感到悲痛,那你就用悲痛的心情去讲述这个事情。但是第二次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说实话,你没有第一次的悲痛感,但是你也有一种感觉,你得捕捉你内心深处的感觉,你得听听你内心深处的感觉,要让你内心深处的感觉主宰你要表达的感觉。第二次你要是看了观众说你愤慨的感觉说得好,第二次也是愤慨地讲,那你就上了套了。这就是假的。第二次你真实的感觉可能是感觉有些可笑了,那你就喜笑怒骂,这也是真实的,第二次你不会那么愤慨地讲,那你就讽刺地讲。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样就是变化无方的。上升到社会责任和道德良心都非常可怕,其实脑子里应该忘掉这些词,越想这些词就越不真实了。还是最本能的良知吧,用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人人内心的良知唤起的,这样的东西最好,最真,最宝贵。真诚可太难了!所以有的人讲修真,修一辈子修得真呀,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真在哪里。

比如说做节目的人往往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被误导,你要不要听观众有意见?要,哦,做了这个事情,观众一片叫好声,要听他们的,可也不能着了这个道。脑子里着了这个道,说:好,下次碰到另一个事情,你还是想那样讲述,但是你下次碰见另一件事再那个样了讲述就都错了,都不是了,所以每次都要抓住自己内心深处的第一个念头,很本能的感觉,那个感觉是人的良知,相信人人内心深处都有的良知。

我为什么说我不是道德模范?因为我生活中不是什么好东西。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我也和任何人一样,我总不可能处处都按自己的良知去办事。可是做节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摒弃其他的一切顾虑。

有的时候我拍案说了,可是我回去连看都不敢看。我和刘春我们合作干的是一件什么事?我们在寻找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值得纪念的岁月,两个人,一个深知政策的分寸,他又有一种为弱势群体、为社会力量呼吁的情怀。我又有这么一张嘴,我们结合起来就是在探索言论的底线。幸好,还很好,因为刘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还不是傻子干的事,这一腔正义感里还有很多谋略、技巧、时机,以至于有的时候我做完《文涛拍案》,我连看都不看。为什么不敢看?因为我回到我俗人的情况下,我都不敢看我能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当时录像的时候,心中那种气啊,那是真生气啊,把什么人都说了,但是回去,吓得要死,等着看,从星期六等到礼拜一,生怕上面下文了。自己都不敢看,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在电视上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生怕谁把我当作正义的化身。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都钦佩电视上的我自己,那是一种疯魔的状态,极其像演员演戏,可是因为他承受的后果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进程。

《锵锵三人行》,相比之下,是对我有再造之恩的节目,甚至于说我一切的风格都是从《锵锵三人行》衍生出来的,但是《锵锵三人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跟你说,你别看我一拍案说了这么一句话,或者骂了一句人,就这一句话,我昨天晚上可能看了这么厚的资料,因为涉及的事情实在太过重大。你说的一句话,要经得起别人的检验,或者是敌人的检验。我为了讲这句话,我必须看看《南方都市报》在怎么评论,看看人民网在怎么评论,再看看网友怎么说这个事,在所有的基础上,你表面看我是性情中人,冲口而出,但是你背后要有这个东西做底。《锵锵三人行》就有这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在《锵锵三人行》里出现的就是一个和事佬,对很多事情不能表态。这说白了,还是一个人,你要凭良心。哗众取宠,为民请命,那很容易,但你不能诬蔑人民,也不能诬蔑政府啊,人得有个公平心。

良知,就是我们今天谈话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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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光(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高金光

凤凰卫视摄像师

口述时间:2005年8月26日

口述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 千禧之旅 》那次,哎哟,最深最深的感受就是太累了。

记者:你进凤凰应该很早吧?

高金光:1996年3月31日凤凰开播,我是6月份过来的,当时还是一个小公司,我就做《相聚凤凰台》,在那儿待了一年,然后1997年北京就成立凤凰的节目中心了,我就到这边做节目了。我原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电视台,做新闻,连拍带采编,还在文艺部待过一年。

过来这边以后,那个时候人少嘛,就只是做新闻,天天跑。一个地方拍完了,回来记者就编辑,我就又得到其它地方去。那时候还有一个24分钟的《青年目击者》,主要就是这些了。

记者:你来凤凰已近十年,对凤凰有什么感觉?

高金光:凤凰还是比较锻炼人的一个地方,它能让你放得开,不管你做什么节目,就把你所有的才华使出来。我来了之后基本上方方面面的节目全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那是来凤凰后的第一件大事情,我是留守北京的,再往后就是凤凰的几大“之旅”了,1999年的《千禧之旅》,那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参加这样的大的活动,对凤凰来说也是第一次,从它开播以来,我几乎是走完全程的。实际上《千禧之旅》中途是要换人的,我先是跟着队伍走,到了以色列,我就回北京来了,在家睡了三天,累得不行。因为出去之后就是每天从天刚亮就拍到晚上,天天如此。第三天,我们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说院长让马上给你订机票,马上飞伊朗。我说怎么回事我刚回来,他说不行这是命令,你必须赶快飞过去。没办法,就又飞到伊朗,他们正好从伊拉克出来。接着就一直走完了全程。其实当时我们有个外请的摄像师,他可能家里有什么事,不能去了,找不到摄像师,领导就对我说“不行,你得马上回来”。我一个人就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飞过去也找到他们了。

《千禧之旅》对我来讲意义非常大,我从鄂尔多斯过来以后不久就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是很难忘的一次。它的拍摄量非常大,每天要有三到五分钟的段子播出,回来还要做些著作版,工作量非常大。我感觉就是睁开眼就拍,闭上眼就睡觉,天天就那样,在国外又不懂外语。我们这个集体的人特别好,特别团结。一路走下来,到了国内就好说了,我记得12月31日进入樟木,进入西藏,进入国门的时候,哭呀,掉眼泪,所有的人。走那几个月,一看到五星红旗,哎呀,激动的!

记者:《千禧之旅》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高金光: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是刚从雅典拍完,带着所有的设备要到埃及去,在那边等着,准备要入关。突然埃及海关就让把所有的箱子打开,每一件都要检查。这可麻烦了,所有的设备得多少东西呀,但是人家说了,不给检查所有的人就不让入关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帮人坐在候机大厅里,愁眉苦脸地说,这怎么办呀?翻译就说这没办法,要查你必须让查。就把所有的设备全部给打开,一项项地查,在机场等了有四五个小时,就光这件事,不然进不去嘛!

我当时用的机器大概有三十多斤吧,刚开始扛觉得不重,时间越长就觉得哎呀,没办法。拍摄不是只在市区,还要爬山,我们到了埃及西纳山,是世界七大日出美景之一。我们就带着设备凌晨两点钟开始往山上走,日出四五点嘛,不行就雇了骆驼,走上去拍下来。我对向导说,咱们要是白天能走上去多好呀,当地人就说了,白天你就没法走了,旁边的山呀沟壑太深,就一条小道,怕你们害怕,只有晚上,黑咕隆咚的,反正前面有骆驼队带着你们走,跟着走就完了,你也看不到两边是什么,快到天亮的时候你已经上山了,下来的时候就无所谓了,他们带着。我记得那天好像是五点钟日出,我们是四点半上去的,看到日头出来了,赶快就拍,心情真是兴奋啊。

《千禧之旅》那次,哎哟,最深最深的感受就是太累了。有一些危险,我们也好奇,不觉得是危险。那次还是比较平静的。一路上见到那些荷枪实弹的,吃饭的时候都有,就是好奇,也没有觉得害怕。我的感觉就是中东在那年正好是比较平静的,那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千禧之旅》我们总共是五辆车,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我感觉景不错,就要拍下我们车队在最有代表性的景点前经过的镜头。我会用对讲机告诉领队我要在哪个地点拍,领队就会通知大家,先用车给我们送到最佳拍摄点。我们把所有设备都调试好之后,那辆车返回去,5辆车再排好队集体通过,给我们拍。拍完一条以后我们再看一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再回去再拍一次。加上那时候领队郭滢比较严格,他的要求就是要拍东西你就给我拍得满意了,不能拍一下子就完了。有的时候车队的距离大了,或者距离短了,我们都会要求停下来重新拍。去里海拍摄的时候路上也很苦,整整跑了一天,那一路上全是盘山公路,全是那么深的沟壑。我说别拍这个了,走得这么累,万一出点事情就麻烦了。我们那帮司机也厉害,就说没事,既然出来了,绝对让你放心。赶到里海就赶紧拍,在里海拍了些段子,主持人的采访,然后就是车队。有时候拍车队是要随意抓拍的,看到前面有些弯道了,都挺好的话,就直接把设备从窗户伸出去拍,或者就爬到车顶上拍。一路上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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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光(2)

最逗的一次是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那个博物馆一般是不让摄影机进去的,结果我们老板、院长都去说情了,好不容易人家终于勉强同意了。哎哟,院长为了不失掉这次机会,就说咱们拿那个小DV进去拍吧。结果进去以后,要做采访嘛,话筒的线不行,我是一身一身不停地在出汗。院长说奇怪,拿这么小的机子怎么会出汗出成这样了?我说拿惯大的了,拿小的就掉地上了,哈哈。后来又出去换了个大的。跟管理的就说我们这个坏了,能不能换一个?交了点钱就进去了。我进去后就没有用过架子,一盘带子是60分钟,从一进门就开始,院长就让拍,我就一直没有停过机。四个小时,四盘带子,就一直把机器扛在肩膀上。当时院长在后面操纵着我,扶着我的腰,带着我怎么后退,告诉我该怎么拍。四个小时四盘带子,机器就一直没有下肩膀呀。哎哟,出来之后,院长就说:嘿,小机子不行,大机子扛了四个小时都不出汗,哈哈。大机子用惯了,小机子端着会抖,那会儿幸亏是换了大机子,要是用小机子也不一定能拍好。回来一看,院长就直说好好好,拍得真好。

第一次拍摄最累,但是第一次拍摄也是印象最深的,从《千禧之旅》回来后没有想到后面还有几次呢,回来就是《欧洲之旅》,然后又是《两极之旅》,也是全程。

人家看的时候,就觉得镜头漂亮,事情新鲜,可是对我来说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所有的这些镜头都是我坐车一步步地走出来的呀

记者:参与凤凰的行走节目你收获了什么?

高金光:凤凰是给了我一次绝大的机会,我要是一直待在内蒙古,肯定不会有这种机会的。而且在我的周围都是同学,有的还是老师,他们给我指导呀,在这个圈子里,对自己真的是有很大的提高。没有凤凰,凤凰不给你这次机会,你肯定不会觉得自己有所提高呀。在外边拍东西总得有点想法,不像过去,拍累了,就把机器放到那儿,那样不行。从我来讲,总是要到一个地方,把它最美的镜头拍下来,心里就踏实了,也特舒服。一下子没有拍到一个东西,哎哟,就遗憾得不行。在外面总是生怕错过什么。因为去一个地方就一次机会,要想等一年半月的我们再拍一次,那是不可能的,没机会了嘛,而且整个车队都是坐在车轮上一站一站地走出来,机会真是特别难得的。凤凰对我来讲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记得有一次,我从上海出差回来,飞机上正好在放凤凰卫视的片子,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飞机上会放。在放之前,前面有一段介绍,说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是用镜头说话的。我就是《千禧之旅》的摄像师啊,我说我还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呢,得再看一看。

本来都是自己亲历的东西,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遗憾,那个地方也有遗憾,真的是这样的。也许是当时自己累了,没有想再往远处走或者再往高处走,否则的话还可以把它做得再好一些。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过了几年之后,在航班上再看一看,心里确实觉得很自豪,人家看的时候,就觉得镜头漂亮,事情新鲜,可是对我来说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所有的这些镜头都是我坐车一步步地走出来的呀。

记者:《千禧之旅》之后你又做什么了?

高金光:《千禧之旅》是2000年春天回来的,2000年的8月1号还是5号,我又走了,去了《欧洲之旅》,又走了全程。开始走的时候,我说中途换不换人呀,他们就说这次中途肯定得换,不然的话,无论是编导还是摄像,时间长了会没有创作灵感的。但是这都是之前说的话,真正出去之后,一看你做的节目挺好的,没问题,就走吧,换什么人啊。连续三年,全程。

《欧洲之旅》的拍摄感觉和《千禧之旅》完全是不一样的。《千禧之旅》是在行进当中拍摄的,天天走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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