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年间,有个说法是:河北苦于马,江南苦于粮。
元末明初,张士诚覆灭之后,其麾下重臣土地,皆被朱元璋收为官田。再加上其他来源的官田,江南官田多不胜数,甚至一度比民田还多。
官田由于不用交租,也不用服徭役,因此田赋是民田的三倍,相当于田赋、田租、徭役三合一。
这在洪武、永乐年间是很划算的,许多小地主自愿把私田捐给官方,世世代代成为官田的佃户。他们只需要每年缴纳田赋,然后啥都不用管,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宣德之后,田政日渐败坏。
无数官田莫名其妙成为私田,不但田赋依旧按照三倍征收,佃户还得缴纳田租、应征徭役。倾家荡产者无数,卖儿卖女者无数,弘治皇帝想改革都失败了,因为牵扯到太多勋戚权贵。
这便是江南苦于粮!
而河北苦于马,同样是因为制度败坏。
朱棣曾经非常自豪地说:“北方养兵二十万,连年征讨蒙古,不费百姓一粒米粮。”
这是事实,永乐年间北方用兵,只需动用边地军屯所产粮食。甚至军田的粮食还吃不完,经常有粮官无比得意的报告朝廷:“哎呀,我这里的粮仓都满了,三年前的粮食还没吃完,烂在仓库里可真浪费啊。”
到了现在呢?
一打起仗来,别说边疆省份,就连河北、河南百姓,都需要纳粮服役(充当民夫运粮)。
这导致朝廷不敢打大仗,只能被动进行防御。
但内阁大佬们,还是思路清晰的,一直在蓄积主动进攻的资本。其中就包括养马!
燕赵地区马政尤为酷烈,各级官吏层层盘剥之下,有些州县几乎家家养马。不是给自己养,是给朝廷养马,劣马用于转运粮食,良马可培养成战马。
想法虽然很好,马政也制定得不错,可到了基层就彻底变形,负责养马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刘六刘七起义爆发了。
这种民乱可跟江南、西南的起义不同,因为许多州县家家养马。几千乱民就是几千骑兵,虽然跟正规骑兵没法比,但他娘的跑得快啊!
平叛官军才走到半路上,乱军就已经骑马开溜了。往往官军抵达甲县,乱军攻占乙县,官军来到乙县,乱军又去了丙县。起义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还跟山东乱军会师了,现在山东北部和京师南部到处都有乱军出没。
此时此刻,连博野县城(隶属保定)都被围了,最近的乱军距离京城只有几百里。
这些乱军又多马匹,北方平原纵马飞驰,转眼之间就能进寇京师。
因此有人高喊“刘六刘七杀来了”,南郊百姓全都深信不疑,黑灯瞎火的已经乱成一锅粥。
王渊高举火把,纵马狂奔,还没来到贼寇作乱地点,便在半路上发现贼寇趁火打劫。
那些贼寇明火执仗,一边喊着“刘六刘七”,一边冲进民房和商铺。
“贼厮该死!”
王渊拍马而至,手中龙雀刀斩出,直接砍飞一个脑袋,随即爆喝:“贵州举人王渊在此,贼寇速速投降,否则格杀勿论!”
说话之间,王渊又砍死两个,吓得周围贼人纷纷避让。
“只有一个人,围殴死他!”有贼寇大喊。
见贼寇包围过来,王渊懒得再废话,纵马在街道冲杀。只一个来回,便砍死贼寇五人,剩下的要么逃跑、要么跪地求饶。
直到此刻,周冲、邹木及其书童,才终于骑马赶来。
“都绑起来,明日送官!”
王渊确定投降贼寇已扔掉兵器,便不再理会此地,让周冲三人处理首尾。
更南边火光冲天,王渊径直前往,却是一处庄园被洗劫。
半路上遇到的那些贼寇,都是南郊地痞混混趁乱闹事。此地才是真正的贼寇,估计是从邻县来的马贼,冒充刘六刘七洗劫权贵庄园——庄园核心区域有高墙,贼寇借乱军之名,可吓得庄园家丁不敢抵抗,甚至有家丁当场反水投了贼寇。
庄园里的麦田被踩坏无数,那些贼寇集中在大宅内外,正在搬运各种抢来的财货,看那样子已经装满好几车。
王渊骑在马上,二话不说,一箭射出,直接将两名贼寇串起来。
众贼皆惊,纷纷举起兵刃,还有人朝着王渊胡乱放箭。
宅院大门外有十多个贼人,王渊横刀立马,大喝道:“贵州举人王渊在此,尔等还不速速投降!”
院内出来一个贼头子,问道:“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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