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2 战争（第1页）

迦沃·盖乐

要理解我外公这个人，必须知道两个故事：一个关于老虎的妻子，另一个关于不死人。这两个故事犹如秘密的河流贯穿外公的一生─他在军队里的岁月；他对外婆至死不渝的爱情；身为外科手术医生在大学里扮演的暴君教授。第一个故事是他去世后我才得知的，关于外公如何成长为一个男人；第二个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关于他如何变回一个孩子。

战争开始得不动声色，起初的十几年我们只是如临深渊地等，等得战事也仿佛被削弱了。孩子们在学校里口口声声说“现在哪一天都可能开战”，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只是在重复多年来听惯的家常话。先是选举，再是暴乱，一位部长被暗杀，三角洲地带的大屠杀，然后是萨若波城事件，之后呢，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弛下来，释然了。

开战前，我从四岁开始就每周和外公走路去城堡看老虎。总是只有我们俩。总是攀上斯特米亚山，从山脚到山顶，沿着古老的马车小道，穿过西城公园里的林荫谷道，跨过十几条清澈的小溪，溪水在矮树丛里潺潺流过，还是个小女孩的我就在那里度过了无数欢乐时光，手拿树枝，把湿漉漉的秋叶从布满苔藓的石头上扒下来，指望这样就能找到小蝌蚪。外公总是弓着肩背，双臂甩前甩后─划船，每当外婆目送我俩出门，总会在阳台上喊一声，大夫，您又要去划船啦！─大步流星往前走，一手抱着我们自家菜园出品、即将奉献给动物们的美食。他总是穿背心和宽松长裤，雪白的硬领长袖衬衫，在医院里穿的工作鞋擦得很亮，即便是夏季去爬山也是这番穿戴。我比他矮了一英尺半，穿着磨破了的运动鞋，三步并作两步，唯一的任务就是跟上他。过了铁路就是大斜坡，我七岁时曾骑着自行车在这里加速下滑，跌破了膝盖，要用浸了拉奇加的布条包扎，那让我哭号了半小时之久。下了斜坡，就是陡直的上坡路。

外公见我落后了，就会停下来，抹一把额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我只是个老头子呀─快跟上来，你的心脏是块海绵还是个小拳头？”

等我快走几步，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他又会幸灾乐祸地嘲笑我，看他那乐滋滋的样子简直气死人，他还说，如果我像土豆袋里的黄鼠狼那样喘粗气，如果我胆敢毁掉他愉快的户外时光，他就再也不带我出来玩了。站在斯特米亚山顶，刚才走过的羊肠小道蜿蜒地掩映在草地和点点花丛里，一路向东望下去就能眺望到残破的罗马古墙，昔日的加农炮声已消逝，击下的碎石却还在原地；越过古镇的鹅卵石大道，能看到阳光照耀下的灰蒙蒙的玻璃窗，淡橘色的屋顶，咖啡馆和纪念品商店的亮色遮阳篷下飘荡出烧烤食物的烟雾。鸽子，从山顶上都能看到，它们聚成密集的一团，像戴头巾的女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街道，弯弯曲曲通向码头，大河小溪日日夜夜在那里汇聚，冲撞着半岛的尖头。等我们走到城堡庭园就看不到远处的景致了，到了动物园门口先买票─不是周末的话就不用排队，就我们俩，整个城市沉浸在午餐后的慵懒休憩中。我们总是先走过嘴巴嚼个不停的骆驼、和带着斑点的白鹭关在一起的大河马，径直走向老虎园，看它们不知疲倦地在古老的隔栅门里来回踱步。

等我到了十三岁，看老虎的这套程式变得有点烦人了。从动物园回家的一路上，总会接二连三碰到相熟的朋友，那些与我同龄的孩子早就不跟大人一起玩了。我看到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或是在议会大楼门前的马路牙子上抽烟。他们不但看到了我，并且记得很牢，好在学校里拿这件事取笑我。其实他们没有存着坏心，只是开开玩笑；但他们的讥讽提醒了我：我是一套仪式的囚徒，而我不再感到仪式有必要维持下去了。当时的我不知道，这仪式并不仅仅是为了我好。

战争开始没多久，行政部门就决定关闭动物园。这显然是为了防范类似佐伯夫事件的意外发生─南方地区的一个大学生在动物园商铺引爆自制炸弹，导致六人死亡，那里不久后就成了我们的南部邻国。未雨绸缪，这是行政部为了保护本城和市民的预警安保措施之一，而其前提是酝酿足够的惊慌，并故意高估敌人的力量。除了动物园，他们还关闭了公交系统和刚刚命名落成的国家图书馆。

我已有点迫不及待想甩掉童年时代的仪式，动物园被关闭并没有引起太多紧张。我们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行政部门也知道─战争发生在七百英里之遥，本城沦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已经发现敌军心不在焉。我们知道绝不会发生空袭，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六个月前已接管了飞机制造厂和马尔汉机场，但行政部依然执行宵禁，以防万一，晚上十点后强制性熄灯。政府颁发公告，警告市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敌方间谍，因此，在常去的咖啡馆重遇你的亲朋友邻前，记住他们的族姓家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万一有人真的是叛徒，你却没有上报，你也会受牵连。

另一方面，生活一切照旧。我们班上有六七个孩子突然消失了─没有提前通知，没有道别，算是难民们惯有的做法，但我依然每天清晨带着午饭盒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当坦克开在林荫大道上，向边境线挺进时，我坐在窗边做算术作业。因为这场战争前所未有，遥不可及，因为我的家人不想让战争影响到我，而我也不是特别在意，所以我依然去上艺术课，约佐拉喝咖啡，庆祝生日，逛街买东西。我的外公仍在大学里教书，在医院里忙碌，照样每天早上去集市，削苹果前依然先用肥皂洗一遍。他也曾在救济品发放点排队六个小时，但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母亲依然带着幻灯片去大学教授艺术史，外婆依然掐准时间把电视调到经典电影频道，看克拉克·盖博对着费雯·丽傻笑。

遥远的战斗制造出幻象般的常态，但新规则导致某种态度的扭转─那和行政部的安保计划并不匹配。他们想表现得有组织、有控制力，想要人们惊慌失措并因此顺从，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松散和疯狂。痛恨宵禁的青少年在大道上停车，以此泄愤，有时会把十辆车停成一列，然后坐在引擎盖上通宵喝酒。人们会把自家店铺的门一关，去吃午餐、去酒吧玩，直到三天后才回来开张。你去看牙医，结果发现他只穿着汗衫坐在别人家的门阶上，手里握着红酒瓶，你要么陪他一起喝，要么扭头回家。几年后，劫掠出现，准军事组织夺权，但在那之前，这种情形无伤大雅，因为人们濒于灾难时确实会这样俨如节假般荒废度日，且不自觉。

我们这一代孩子还要过几年才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父母的钱堆在独轮手推车里，推着钱车去买面包；逼得我们不得不在学校过道里买卖衬衫。战争的头十六个月里，战争本身缺乏真实感，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相信也不可抗拒，因为那些可怕的事正在别处发生，并同时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在混乱中侥幸存活。我们不用去说，三百英里之外的七岁小女孩们坐在防空洞里挨过例假期。在本城，我们不只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还大模大样地摆出“战争中”的矫情姿态。当你父母说“快点去上学”，你大可应付一句“在打仗呢”，然后跑到河边玩。你头发上沾染了浓浓的香烟味半夜三点悄悄溜回家，明明被他们逮个正着，却不会被痛扁一顿，只是因为有一场战争。当他们听邻居说你和一群狐朋狗友在大马路上把车飙到时速一百二，你甚至斯文扫地地把半个身子探出车顶窗，你只需要说“在打仗呢，不管怎样都可能死掉”，他们就没办法抢白你。大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我们却利用了他们的愧疚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做法。

教育机构努力维持原貌，虽然战争还很遥远，但也避免不了战情渗透到学习环境中：有些同学不来了，有些书没有了，就连猪的胚胎也得不到了（我和佐拉甚至在那种时候都渴望有东西让我们捣鼓捣鼓）─我们在这一切缺失中看得到，战争越来越近了。我们本该进行化学反应实验、操练最基本的解剖手术，但我们没有化学品，也不知道猪的胚胎被扣押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实验室，因为国境线天天都在变。没有实验可做，我们就用电线和小灯泡造了无数电路。我们把没用了的旧硬币泡在雨水里，让它们生锈，再煮开水，加进盐和苏打粉，洗清锈迹。我们只有几张青蛙解剖图解，必须记得滚瓜烂熟。让人费解的是，我们还有一块马蹄横截切片标本，保存在灌满福尔马林溶液的长方形玻璃盒里，我们照着它一遍又一遍地画素描，到最后，似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马身上动刀，只要毛病出在马蹄上就行。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只是高声朗读教科书，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更糟的是，时局所需，校方做出硬性规定，年级越高，教室楼层也越高，这未免失之偏颇了；换言之，年龄和安全系数成反比，你的年纪越大，距离防空洞就越远。所以，我和佐拉十四岁那年坐到了水泥屋顶下的教室里，那里能够俯瞰城河，方形角塔上安了数不清的窗户，是以前的幼儿园。这个特殊空间的每一处都是凑合出来的急就章：墙上贴着印有小公主水彩画的墙纸，窗台上码放着装满泥土的泡沫塑料杯，据说豌豆迟早会从里面钻出芽来，有些杯子里当真长出过小苗呢；还曾贴过一些树形家谱图，好歹有人识时务，把它们都揭了下来，在黑板下留出一块光秃秃的白墙。我们就坐在这个教室里描画马蹄的构造，完全超然、冷漠地说着这类闲话：“这不还在打仗嘛，如果他们现在空投炸弹，我们至少比小屁孩们死得快。”那个教室里的角塔瞭望窗拥有三百六十度全景视角，本城风光尽收眼底：往南能望见大山，往北能眺望到河对岸的城堡，再远处只见林木迷蒙，绿色的天际线此起彼伏。你会看到远处的大烟囱喷出浓重如焦油的黑烟，也能看到老区民宅的砖石轮廓。你会看到大学山上的基督教堂圆顶，以及山顶那座明亮而巨大的方正十字架。你看得到铁桥─那时还挺立在本城，凌于两条河流和水中的碎石之上。你会看到河岸边停着些废置的小游艇，生满铁锈；更远处能望见上流的卡顿城，吉卜赛人居住区，也是两河汇合之处，那里的纸板墙湿漉漉的，燃烧动物粪便的黑烟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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