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如同是一个巨大的博弈场,对于博弈来说,小到一把扑克牌,大到一次战争,都有着它固定的参与者,博弈策略、计分规则。然而和纸牌游戏不同的是,国与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在扑克牌游戏里,之所以总是有人会赢,原因只是因为总是有人会输。而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之中,如果其参与者能够秉承着完全的理性,并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赢家。
不过,假设终究只是假设,在实际层面之中,理性的个人可能存在,群体却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理性的,特别是作为集合了无数民众意志的国家,就更因为多种观念的叠加而变得面目复杂;除此之外,完全的信息共享也只是美好的幻想,这样的状态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达到,即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流下,也会因为一部分参与者刻意的保留而最终告罄。
尽管现实如此,对于我们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洞察、通过对趋势的追随而抢先成长。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一切国家都有着理性的决策、有着完备的信息,那么一切都将可以预测,奇迹将不会上演,伟大也将不再出现,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着与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同步发展的状况。
简而言之,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经济竞争,能成为赢家的关键就在于占得先机,如同在牌桌上一样,当游戏的参与者选择了最理性、最优化的出牌策略、并且对牌局的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时,就意味着他占据了先机,意味着他最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不过,如同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写的那样,“事情总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在经济世界中所诞生的那些伟大,孕育的那些奇迹,其真实的过程总是要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许多。这也正是商业界和学术界人士探寻多年,却始终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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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四(1)
在这本书里,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可能要涵盖数百年的历史。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里,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农民发展到白领,工具从畜力铁犁到最新型号的电脑,我们对宇宙的观察,从伽利略的手工望远镜,扩展到可观测120亿万光年太空的光学望远镜,我们的信息传播,从马车、驿站发展到了光导纤维。在这样一段时间跨度巨大的文明史中,其内容必定是无比庞大的。
然而,复杂的东西往往只是表象,在事物的外在面貌背后,其真实的机理却未必不能言说。
在经典的经济学中,对经济所下的定义为:“经济就是遵循一定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益的一切活动。”而这正是为什么英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依然能够保持经济强国地位的原因所在,其核心的因素就在于,这个国家在几百年里,一直坚守着经济规律、始终如一地走在趋势的尖端。
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才能够满足经济的定义,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宏观趋势,最终使一个经济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现持续的高速成长呢?
总结起来,构成了成长动力的因素共有四条:
第一:资本化。
在长时期以来的教科书中,资本这个词汇总是以邪恶的面目出现。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任何一种国民经济条件下,它都是最实在、最根本、最重要的要素。
我们知道,缺少了工人、缺少了资源、飞机不可能被制造出来,而没有生产飞机的流水线、没有工厂,也绝不可能造出飞机。然而工人的薪水、资源的消耗、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及一切成本都需要在资本的支撑下才能完成。没有资本,一切就都成了泡影。
正因为如此,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资本,就成为了一切经济体所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本不会凭空诞生,假如能够将那些实物资产财富货币化,也就意味着将它们赋予了购买力,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二:金融化。
所谓的金融化,其实只是资本化的另一种形式,之所以将其单独罗列出来,原因在于它有着独特的手段。
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着可以预计的未来收入,而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未来的收入同样是财富,然而,如果缺乏明确的手段将这种未来的收入流变活,那么这些未来的收入便只能停留在纸面之上,既不能将其用来消费,也不能把它投入生产。
反过来,如果能够通过一种手段,把这一部分收入变现,就能够获取可用的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最终实现获得利润的终极目标。这种提取未来收入的手段,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工具,而在所有的金融工具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股票。
如果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资本化,是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将实物财富转化为富有购买力的资本,是最大限度地将“死钱”变成“活钱”的话,那么,金融化所指的过程则是——以证券、借贷等手段,将“未来钱”变成“现在钱”,前者是空间上的移花接木,后者则是时间上的斗转星移。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四(2)
第三:市场化。
当我们谈论到美国经济的时候,总是会联想到它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想到它的自由市场,联想到因此而带来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飞速增长。
在立国之初,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并没有那些古老社会中的繁文缛节,没有那些古老社会中的重重特权。而这一点的存在,则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了解放。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假如一个人要将货物从西北部的鲁昂运抵南端港口马赛的话,那么他所需要缴纳的各种赋税竟然要达到50多种,在这些税赋之中,每一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都有着法律上的依据,然而正是这种人为造成的市场壁垒,使得法国不仅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身边的英国与德国,更直接引发了民众的反感,最终成为了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索。
反过来,早在1787年的制宪大会上,美国就着力于建立一个横跨全国的巨大共同市场,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更不允许人为地设立其他的限制。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化的程度足够高的时候,资本就得以最快的速度流动,由此带来的是更快的自我增值。美国在19世纪里的历史,正是这一点的最好佐证。
第四:技术化。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其道德规范、法律框架、价值观、以及经济体系等所有人类秩序的表现,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几乎全部是由近代欧美国家所打造而成。
然而,在十六世纪之前,在欧洲人逐步进入到非洲、美洲、亚洲之前,这个世界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许多完全不同的信仰、经济体系、文化观念所构成的一个个封闭社会集合在一起,以集合体的形态持续了上千年之久。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封闭社会最终纷纷解体,让世界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呢?
这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技术,这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发明,也包含了技术的应用。而技术在成长动力上的表征就是:拥有先进科技的一方,总是有能力也有动力去实现成长。
举例来说,在蒸汽机的功用被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成了对更先进蒸汽机的要求,而近代商业体系之所以得以出现,在极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一技术的发明与使用。
就另一方面而言,技术领域的领先者,往往在商业游戏上拥有着绝对的决定权。例如火车在发明之初,采用的是四英尺八英寸的窄轨,尽管从任何技术标准来看,这一规格都不是最理想的轨距,仅仅是因为优先的缘故,使得这一轨距规格迅速地铺陈到全球各地,无论是早期的蒸汽、柴油驱动的火车头,还是后来的高速列车,乃至核子时代的今天,仍然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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