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8部分（第1页）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

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

一个大雪的早晨

纽约的天气预报还是相当准的。我起床后一掀窗帘，外面果真是鹅毛满天了。

出了门，雪花便大片大片地扑上来，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而那些调皮地钻进围巾和领口的，想劝它们出来是绝无可能的了，只有任它们把鬓角和脖子弄得湿漉漉的。但这并不会惹恼我。只要是下雪天，我的心情总是最好的。

和往常一样，路上都是脚步匆匆的人们，只不过今天大家在半尺厚的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速度明显不如往常。那频频看表的，估计已经有迟到的可能。在美国，迟到，几乎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事情，任何原因，包括天气，都不能成为理由。有一家电影制作公司曾在一个月里开除了二十八名员工，原因只有一条：迟到。给我们上课的教授说：“干电影电视这一行，时间就是金钱。一人迟到，则全部拍摄计划都会延误。哪怕路上摔断了腿，也要按时爬到摄影棚报到。”上次下雪，班上有一位同学迟到二十分钟，他解释说是从新泽西州赶来的。教授却不留情面地说：“你是在替新泽西道歉，而不是为你自己。”想到这儿，我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

临街的面包店每天七点开门。此时咖啡加面包圈的香味和热气从店里弥散到街上，让所有低头缩颈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深吸一口气。那些预计有剩余时间的人便一头钻进这香气和热气中去了。店伙计是个高高胖胖的意大利人，看体型更应该做厨师——也许本来就身兼两职吧。他正用大雪铲铲开店前的积雪。铲完之后，再撒上一把盐，加速残留冰雪的融化。今年由于雪特别多，纽约存盐量急骤下降。所以如果有人问今年纽约什么生意最好做，答案恐怕就是“卖盐”了。人们只想着尽快化了雪，至于盐水腐蚀了路面和下水管道，似乎就没人操心了。街边的店家和住户都很自觉地把门前的积雪扫清。倒不是觉悟高，只是纽约有法律：如果有人在某家门前因雪滑跌倒摔伤，所有医疗费由此家担负。在医疗费奇高的美国，实在没有比这条法律更有效的扫雪动员令了。然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已有报道说，有大块冰雪从高楼房檐滑落，砸伤了路人，责任还不知由谁承担。

但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更注意脚下，而不是头顶上的动静。

雪越下越大。每个路口都有司机拿了雪刷子下车，把堆积在车窗上的雪掸落，但不到一分钟，玻璃上又是白白的一片。这时，后面的车已经不耐烦地按响了喇叭。司机匆匆收起刷子，而他自己已是雪人一样了。

真的，怎么很少见纽约人堆雪人呢？若是在北京，早已有无数的雪娃娃睁着黑煤球的眼睛，竖着胡萝卜鼻子，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雪中了。年轻人一见下雪便兴奋起来，急着找伙伴，急着出门，急着打雪仗，急着享受踩上松松的雪地的感觉和声音，急着躲在树后，等同伴路过时拼命摇晃树枝。。而那些闹了别扭的，也在纷飞的雪球中大笑着忘了隔阂。只有被塞了一脖子雪，双手由冷变烫，由白变红，头发眉毛全白了，全湿了，那才过瘾，那才骄傲，才是个下雪天的样子。

可是，纽约，每个人都在赶路。大雪明显妨碍了人们。交通阻塞，邮局关门，学校停课，道路泥泞。。大家似乎都愿意马上进入室内，脱掉大衣，喝杯咖啡，暖和而干燥地工作、谈判、吵架、赚钱。。这是他们四季如春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雪打乱了这种节奏，所以成为这个城市不受欢迎的客人，纽约人不感激它的美丽，它的湿润，它的去病杀菌，他们只是抱怨它。是因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期望，还是他们无暇体会上帝赐予冬季城市生活的这一份浪漫。

雪，你何不到中国去？那里有为你欢呼的人们。

在纽约，路面街口多，车辆挤，所以大多数上班的人都坐地铁。下雪天，乘地铁的人就更多了。地铁站就像一个真空管道一样，把路上的人往里面吸。

躲开了大雪，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骂着环天气。纽约地铁的脏是有名的，不时会有小老鼠在轨道间窜来窜去。

此时车站里热乎乎的、湿乎乎的，香水混合着角落里垃圾的异味，几乎让人恶心。人越聚越多，而行乞的人们也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

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重复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

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

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似乎都不喜欢雪。

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重返校园

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

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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