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48部分（第1页）

的号召。此后，周扬大权旁落，丁玲觉得自己出了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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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道也不合：黄侃与胡适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1903年他考入武昌文华中学时，曾与董必武、宋教仁是同窗好友。黄侃才华横溢，正直而癫狂，心有不满，辄发之而后快。在学校里他经常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扬革命言论，后被学校开除。走投无路的黄侃就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与黄侃的父亲黄云鹄曾有过交往，出于对友人之子的关照，也出于对黄侃才华的赏识，就以官费生的名义送他到日本留学。

黄侃1910年学成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授音韵训诂及诗词、范文，与胡适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黄侃对此非常反感，认为文言文是中国的国粹，精练而典雅，废除文言文简直大逆不道。因此言语中常将胡适做靶子，说文言文的长处举例都是“假如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的妻子死了，用白话文来拍电报就得写：‘你的太太死了，你赶快回来。’要写十一个字。要是用文言文，只写‘妻丧速归’四个字就可以了。”与胡适碰面，总要寻机会奚落一番。一次他在路上碰到胡适时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的！”这句话把胡适给说蒙了。自己鞠躬尽瘁地提倡白话文，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说法？就问黄侃的根据是什么，黄侃慢声细语地说：“你要真心实意地提倡白话文，就应该把你的名字改为‘到哪里去’。”气得胡适脸色蜡黄，但对这个比他年长五岁的同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还有一次黄侃与胡适一同被邀请出席一次宴会，席间胡适谈起墨子的非攻和兼爱，兴致勃勃，滔滔不绝。黄侃听了却气不从一处来，愤然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一语既出，举座皆惊。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正当胡适对当众出丑怒不可遏的当儿，黄侃却话锋一转，说：“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他这么一说，举座哗然，胡适心中的怒气也就不好发作了。

黄侃年轻时在日本加入过同盟会，也为鼓吹革命发表过多篇犀利的文章；可是，自五四运动之后，他出于维护文言文的“尊严”，却对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总是不依不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出了上半部，就没有时间写下半部了。黄侃对此也抓住不放，在讲课涉及中国哲学时，他说：“宋朝的谢灵运为秘书监，今天的胡适可谓著作监矣。”他突然将谢灵运与胡适联系在一起，学生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疑惑地望着他。他卖了这个关子之后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听了，哄堂大笑。他也就在学生们的笑声中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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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鄙视的后生：章太炎与胡适

章太炎比胡适年长22岁，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孜孜求学时，章太炎就已是享誉学坛的国学大师了。1917年胡适回国后担任北大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本来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弟子的重镇，向黄侃、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沈兼士等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如果胡适在北大教授西洋文学，或许他的处境要好得多。可是他偏偏没有教他所擅长的学科。而选择了“中国哲学”，自然就被章太炎师生所鄙视了。章太炎曾对人说过：“教哲学，胡适之也配吗？康、梁多少有些‘根’。他连‘根’都没有！”

其实，胡适出于对章太炎学识渊博的仰慕，很尊重这位长者。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称：“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　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　仍旧不能救活古文学的必死之症。”尽管胡适对章太炎的评价很客观，但章太炎却对胡适极为不满。1919年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后更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曾赠送给章太炎一本，请“太炎先生指谬”，并署名“胡适敬赠”。当时中国还没有推行标点符号，胡适仿照外国的标点符号，在“太炎”和“胡适”的右侧各画了一条黑竖线。章太炎看了十分生气地说：“怎么这么不懂事，竟然在我的名字上胡抹乱画！”往下看到“胡适”二字也有黑竖线，才意识到这是新潮派的作为。

1920年胡适首开风气的《尝试集》出版后，章太炎很不以为然。他指责这是为迎合中学生的口味而写的。

他们的分歧是因为彼此的治学道路不同。胡适受到西洋文化的熏陶，信奉和宣扬的是实验主义。而章太炎是经学出身，专门研究“小学”，擅长考证经史，学识博大精深。他们的治学思想和方法都迥然不同，这就难免有些龃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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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与胡适

章士钊虽然留学过日本和英国，精通日、英文字和外国文化，可是他却主张尊孔读经，维护传统文化，对五四新文*动，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却极尽攻击之能事。

本来章士钊与胡适是未曾谋面的朋友。1913年章士钊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当时的胡适正在美国读书，他翻译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投给《甲寅》，很快就刊登了出来。为此他们有过几封书信往来。他们相隔数千里之遥，没有机会见面，但却建立了朋友关系。

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倒北大教书，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章士钊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尽管对胡适的主张不满，并没有发生论争，到也相安无事。他们间的对立情绪是发生在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期间。章士钊到北平的第二年就着手恢复了《甲寅》杂志。他创办这个杂志是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这是一本文言文的杂志，声明不发表白话文的作品。在复刊号上他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指出提倡白话文是“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至不顾自己的士大夫身份，以谩骂的口气攻击胡适。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一位友人将章士钊的文章拿给他看。胡适对章士钊的谩骂并没有回击。他说：“这种谩骂，是骂不倒我们继续做白话文的，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动。”胡适对章士钊的宽容，是因为他对章士钊一向评价很高，他认为章士钊是1905—1915年这十年期间很有影响的政论家，文章的逻辑与文笔，以及为文时所表现的个性，都是令人称道的。或因如此，胡适是出于对年长于他10岁的章士钊的尊敬，并没有与老朽的复古派论争和绝交。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番菜馆去吃饭，恰好碰到章士钊也来吃饭。章士钊对胡适的大度很是欣赏，也自感到自己对胡适的奚落有点过火，饭后，他就提出到对过的一家照相馆照张合影。当时照相洗印很快，他们相约在照片上各题写一首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蹩脚的白话诗：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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