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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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文人相轻：林语堂与曹聚仁

1934年夏秋之间的上海文坛，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论战正打得热闹，林语堂写了一篇《一张字条的字法》，嘲笑大众语。曹聚仁读了大不以为然，于是写了篇同题文章以反驳，同时还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劝他不必故意和大家别扭”。林语堂回信拒绝，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非如聚仁兄所谓有意同人别扭也”。这是两人交恶的开始。

尔后林语堂提倡性灵，崇拜明代文学家、公安派创始者袁宏道，出版了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曹聚仁写了篇《何必袁中郎》，借嘲袁而实嘲林刘，又指称《全集》的句读错误，称之为“牛头不对马嘴”，且必令地下的袁中郎“抱头痛哭不已”云云。过后林语堂赴暨南大学演讲，演讲词以《做文与做人》发表出来，文中并不见骂曹内容，可是曹聚仁看到聆听演讲的一位同学的笔记，认定林语堂贬讲文人恶习的内容是针对他而言，当下大怒，写信去质问林语堂，林语堂加以否认。曹聚仁不罢休，再写信置辩。此事被小报大做文章，林语堂便在杂志上登了一则《林语堂启事》，说明事情过程，表明从此不再置辩。

林曹发生争论，根本原因在于两人思想上存在分歧。从此以后，彼此便疏远开来，竟至老死不相往来。不往来，架还继续吵。

1943年，自美回国的林语堂，在重庆中央大学做题为《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曹聚仁在报上读到演讲词后，立即著文《论“瞎缠三官经”的东西文化观》予以驳斥。

曹聚仁曾说：“自始至终，我和林先生并不闹过什么；而彼此的意见，也从不曾同走过一段路；假使友谊能够维持下去，闹闹吵吵，未始不可以做好朋友。”

话虽是这么说，但总是“闹闹吵吵”，友谊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又既然彼此“从不曾同走过一段路”，那么就是道不同了，那么不相为谋、分道扬镳该是必然的结局了。（＇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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