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的第一场豪雨来临之前,撒拉森抵达了卡拉奇这个沿着阿拉伯海蔓延扩展的大都市。接着他花了几块美金,搭上一艘开往迪拜的货轮,在甲板上有个睡觉的空间。迪拜有十几家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贝鲁特。于是一个星期后,那本昂贵的护照终于发挥效用,让他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黎巴嫩的移民局检查站。
贝鲁特本身也是个不幸的故事,半个城市都化为废墟,大部分的人口都受伤或筋疲力尽。但这碰巧符合撒拉森的需要—黎巴嫩正从十五年的内战中复苏过来,在贝鲁特这个充满疲惫的城市,一个漂泊无根的男子毫不费力就被视为本地人了。
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苦读六个月之后,再加上他在城里最激进且最具知性的清真寺所认识的家教,他轻松通过了下一次的医学院入学考。就像大部分学生,高昂的学费是一大难题,但他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旨在重建这个国家,并促进民主。美国大使馆的人员甚至还协助他填写表格。
有了美援的金钱,白天时—除了礼拜和吃些简单的便餐时,才会中断—都专心研读医学;晚上则奉献给他心中的志业。他阅读了所有知名革命者的著作,也参加各种讨论会和演讲,主办者有疯狂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巴勒斯坦好战分子,还有几个只能形容为伊斯兰世界的山顶洞人。其中一个人名叫奥萨玛·本·拉登,当时正在筹组一个阿拉伯文为“基地”的组织。
在另一个类似的讨论团体—人数很少,所以在一个又暗又脏的小房间聚会,那里平常是大学里的集邮社聚会室—他意外听到了一个想法,改变了他的人生。而且很遗憾,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讽刺的是,因为受邀演讲的是一个女人,他还差点没去参加。她自称名叫阿米娜·艾巴迪(不过大概是化名),在加沙最大的贾巴里亚难民营担任政治活动筹办人,那里住了超过十四万名巴勒斯坦难民,也是全世界最贫困且最激进的地区之一。
她那天演讲的主题是该难民营里的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听众总共只有十个人。但她已经很习惯国际社会的漠不关心,所以并不在意听众少—总有一天,有个人将会听见她,而那个人将会改变一切。
那是个酷热的夜晚,演讲到一半,她暂停下来,拿掉原先遮住下半张脸的半面纱。“我们人这么少,我感觉你们都是家人了。”她微笑着说。听众们都没有反对,即使撒拉森本来想反对的,但看到那张脸,让他愣住了好半天,等到回过神来,已经错过机会了。
原先只凭着她严肃的声音,他心目中她的模样完全不是眼前的大眼睛、富有表情的嘴,以及完美无瑕的皮肤。紧紧往后梳的头发给了她一种男孩气,而且,虽然她的五官分开看都称不上有吸引力,但当她微笑时,一切似乎都结合起来,再也没有人能说服撒拉森说她不美。
尽管她比撒拉森大五岁,但她身上的某些物质—她眼睛的形状,她对生命的渴望—都让他想到自己的大妹。自从离开巴林之后,他就再也没跟家人联络过,他忽然觉得好想家。
等到他回过神来,这个女人正在讲着有关“近处的敌人”。
“对不起,”他说,“能不能再讲一遍?”
她的大眼睛转向这个沉着冷静的青年,有人跟她说他是个医学院学生,但从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她几乎确定他是战士。她了解这一型的—贾巴里亚难民营里聚满了退役的战士。
她开口时带着极高的敬意,跟他说,几乎所有阿拉伯世界的问题,都是由这些可以称之为“近处的敌人”所引起的:以色列当然是一个;还有散布在这个地区的各个残忍独裁政权;以及受西方支配的腐败封建君主国。
“我老听大家说,只要摧毁我们‘近处的敌人’,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能解决。但我不认为有可能—‘近处的敌人’太残酷,也太乐于压迫我们、杀掉我们了。
“但是他们能活得这么好,是因为背后有‘远方的敌人’撑腰。有几个前瞻的思想家非常聪明,他们说,如果你能击败远方的敌人,那么所有近处的敌人也会瓦解。”
“我喜欢理论就是因为这点,”撒拉森回应,“理论永远说得通。但是如果要付诸实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摧毁一个像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有可能吗?”
她露出微笑。“相信你知道,你们曾在阿富汗击败过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
那一夜撒拉森走了五英里路回家,心里乱糟糟。要如何扳倒沙特阿拉伯王室,他之前从来没有个清楚的想法,而且他必须承认,所有对沙特阿拉伯王室不满的异议分子都在国外,不是没有原因的:定居或旅居该国的人,都一定会被告密并除掉。看看他父亲的遭遇。但不要进入这个国家,而是对远方的敌人施加一个严重的伤害,进而迫使沙特阿拉伯王权的瓦解—唔,这是个完全不同的计划!
等到他走进自己那户小公寓,他已经知道未来的方向了:他应该还是会成为医生,但他不会回沙特阿拉伯了。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做—等时候到了,上天就会告诉他的—但他要把这场战役带到一个新地方。
这个计划要花上好几年,中间的种种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但这趟漫长旅程已经开始了。他要攻击美国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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