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二部 01（第1页）

无论过去多少年，即使我有幸能在阳光下老去，在我心中，他将永远都是撒拉森。这是我一开始给他取的代号，后来我花了太长的时间想查出他真正的身份，因而实在很难用别的名字想他。

撒拉森的意思是阿拉伯人。推得更早的话，这个字眼一度指的是游牧部落的人。以上这些定义，都完全适用于他身上。

即使到今天，我们对他的所知，仍大半是破碎的片段。这也不稀奇—他大半生都东躲西藏，总是谨慎地掩盖自己的踪迹，就像沙漠里的贝都因人。

但每个生命都会留下痕迹，每条船都会拉出尾流，即使往往只是黑暗中的一星微光，我们都还是奋力追查，不放过任何线索。我跑遍了世上一半的阿拉伯露天市场和清真寺，进入过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档案室，还访谈过好几打可能认识他的人。后来，在那个恐怖夏天的种种事件结束之后，几组分析人员连续不停地审讯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好几个星期。于是，尽管我可能会被指控把话塞进他嘴里，或是把想法塞进他脑子里，但我不会道歉。因为毕竟，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撒拉森和他的家庭。

有件事没有争议，那就是他童年的时候，曾出现在一场公开的斩首会。那是在吉达，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般公认该国最先进的城市。相信我，其实也没有多先进。

吉达位于红海沿岸，撒拉森十四岁那年，跟父母和两个妹妹住在吉达市郊一栋简朴的住宅中，此处离海够近，空气中还闻得到咸味。我们知道这点，是因为多年后，我曾来到这栋老房子外头，拍下房子的照片。

撒拉森的父亲是动物学家，就像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他鄙视美国，也鄙视以色列。但是他的这种憎恨并不是因为受宣传影响，也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也不是宗教上的偏执，而是更深层的东西。

多年来，他都会收听美国白宫或以色列台拉维夫的广播，但不同于大部分西方人，他相信那些政治领袖所说的—他们的目标是要把民主制度推行到中东。身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这样的前景令他大为愤怒。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至少以当地的标准），知道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就是政教分离。然而，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这两者是他们最不想分离的。

在他看来，那些人鼓吹这种观念，是为了分化与征服，为了要挖空阿拉伯世界并予以摧毁，为了要从事一场战役—基督徒从一千年前的第一场十字军东征就已经开始，至今仍持续不断。

我们可以轻易把这位动物学家划为极端派分子，但在中东政治的昏暗世界中，他其实是沙特阿拉伯公众意见的温和派。不过有一件事，他的确不同于主流：他对王室家族的看法。

在沙特阿拉伯，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宣扬基督教、女人去看电影或开车、宣布放弃信仰。但远远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禁忌，就是批评执政的沙特阿拉伯王室，包括国王、两百名有权势的亲王，以及两万名王室成员。

那一整年，吉达充斥着耳语，说国王让美国这个不敬神的国家派出军队，进入这片先知的圣地。

晚春的某一天，动物学家正在上班时，四名调查总局的特务来找他。他们身穿阿拉伯大袍、头戴常见的红白格子头巾，对他出示自己的服务证，然后带着他离开办公室，穿过一个充满实验室和工作站的区域，来到停车场。

在“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那个部门里的其他二十个人，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时甩上门，没有一个人说半个字，连动物学家三个最亲近的朋友都没有—几乎可以确定，告密的就是其中一个人。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位动物学家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抗辩。

说来奇怪，刑讯逼供手法是少数举世共通的东西，完全不受宗教、文化疆界的局限—卢安达敬拜鬼魂的贫穷民兵所使用的逼供手法，就跟哥伦比亚信仰天主教富有的特务头子差不多。于是，那些警察把动物学家关进一所吉达监狱后，也没用什么新花招对付他—只有一个连通着用于睪丸和乳头的特制夹子的重型卡车电池。

对于这桩吞噬全家的横祸，动物学家的家人所得到的第一个征兆，就是他下班后没回家。在傍晚的礼拜之后，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他的同事，结果不是没人接，就是对方推说不知道—大家从以往的经验晓得，任何试图协助罪犯家人的人，都有可能遭到监听。动物学家的妻子愈来愈着急，于是终于答应让十四岁的儿子出去找他。她不能自己出去找，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法律规定，女人要去公开场所，身边必须有兄弟、父亲，或丈夫的陪伴。

这名十四岁的男孩把母亲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骑着他的越野摩托车出门，这是他上次生日时，父亲送他的礼物。他骑过偏僻的街道，很快来到一处滨海的办公区，发现停车场里只剩他父亲的那辆汽车。只有在警察国家，小孩才会祈祷父母亲顶多碰到伤残意外，而不要有更严重的事情降临。那男孩走向一片黑暗的办公大楼的入口，一边恳求上天让动物学家受伤躺在里面。

一名巴基斯坦警卫站在办公大楼内一个阴暗的凹入处，看到玻璃门外有个男孩朝里看，吓了一跳。他用很糟糕的阿拉伯语大喊，还作势要那男孩离开，他手里抓着警棍，准备必要时就要开门打人。

但那男孩不退缩，拼命用阿拉伯语喊着，恳求先知的协助，说他父亲失踪什么的。此时那警卫才明白，这男孩跑来的原因，跟一整个下午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那件事有关。他注视着那孩子绝望的脸—他年纪太小了，实在不该这么绝望—垂下警棍。那警卫心中的宇宙板块移动了，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有小孩，于是生性保守的他破例冒了一次险。

他转动身子，背对着监控门口的安保摄影机镜头，打手势像是在赶那男孩走，同时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他：一名上校率领四个警察白天跑来，把他父亲上手铐带走。根据他们的司机—是他的巴基斯坦同乡，还喝了他一杯茶—所说的，他们已经暗中调查那个人好几个月了。仔细听好了，他说，我接下来要说的这部分很重要—他们将起诉他的罪名是“尘世的腐败”，这个字眼的涵盖范围太广了，因此简直毫无意义，只除了一件事：这种罪会被判死刑。

“回去告诉你的家人，”那巴基斯坦警卫继续说，“如果想救他的话，就得赶紧行动。”

他说完便把门打开，好像失去耐性了，故意让摄影机拍到他猛挥着警棍的画面。那男孩跑向越野摩托车，赶紧发动。他完全顾不得自身安全，迅速驶过停车场，差点在一片沙地上失去控制，然后驶出栅门。

尽管永远不会有人确知，但我想象着，当时他心里有两股力量在较劲：身为一个小孩，他极度需要母亲的安慰；但身为一个男人—父亲不在了，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他需要其他男人的建议。这种冲突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是阿拉伯人，这表示他背负着两千年来有关男性尊严的沉重包袱。所以无可避免地，他会转向北边，进入这个城市最黑暗的角落，朝他祖父家驶去。

他骑车时，心中开始生出一种有根据的厄运之感。他知道他父亲等于是被押上一班由国安单位驾驶的死亡列车，而若要改变这趟旅程，就必须动用大量的“人脉”（wasta）。在缺乏民主和有效率官僚制度的状况下，人脉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运行之道。这个字眼意指亲戚、影响力、旧日的恩惠，以及部落历史。有了人脉，就可以打开很多门—甚至是王室宫殿的门。没有人脉，那些门就永远关上。

这个男孩以前从来没想过，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家族，包括他深爱的祖父，都只是卑微的平民：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显贵的亲戚。对他们来说，说什么想要危害国家安全，让他们饶过一项攻击王室的罪行……唉，那就像是拿着一把刀，要去参加一场核战争。

那一夜，他跟叔叔、祖父和堂兄弟们彻夜商谈，就是没办法找到一个够重要的人帮他们打通电话，于是他知道，他之前对家族的判断没有错。但这不表示他们任何人放弃了；接下来整整五个月，这一家人在压力下几乎崩溃，设法想突破囚禁政治犯的监狱网络，在迷宫中找出一点微小的希望。

而针对他们的困境，政府给了他们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信息，没有任何援助，也当然无法跟动物学家联络。就像“9·11”攻击事件的被害人一样，他只不过是有天早上去上班，从此再也没回家。

至于动物学家本人，则是迷失在一个超现实的迷宫中，跟千百个拥挤囚室里的活死人一起困在里头。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明白，每个人最后都会签署一份自白书—在十二伏特电池的威吓下，不得不签署—但是囚犯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

第一派向命运投降，或是向上天投降，乖乖在自白书上签名。第二派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先签下那份文件，以便进入审判。一等见到法官时，他们就可以翻供，声明自己是无辜的。

动物学家就采取了这个策略。然而，针对这种事情，司法机关也发展出一个解决办法：他们会让囚犯再回到警察面前，解释他们为何改变心意。用来对付这些囚犯的“增强”方式，实在残酷得无法详细描述—不必多说，从来没有人第二度见到法官时翻供的。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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