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次演讲时心情激动。题目肯定能吸引听众,别的就要看我的了。只要我身材再高一英尺,体重再重一百磅,我就能干脆往她们面前一站,胸前挂块牌子,上写那些问题我全清楚,她们就会目瞪口呆,仿佛我本来是个原始的怪物——现在有些改良、驯化了。那么,我用不着再开口了,就像保尔·罗伯逊唱歌时不用做动作一样,她们只要一见到我就会心里直扑腾。
演说经过顺利;成功的原因是她们很热情,后来的一大串问题使我完全打消了疑虑。我虽然常常疑心重重,但是却没有料到会议散场后事情会这样发展。我正在和听众打招呼时,她出现了,这类女人光彩照人,仿佛很愿意扮演生活方面以及女性生育方面象征性的角色。她说,她的问题和我们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方面有关系。
“说实话,问题相当复杂,”她关切地说,“虽然我不愿意占用你的时间,我有个感觉,你——”
“哦,没关系,”我领她离开人群,走到进口处旁站定,那儿挂有一根一半已散开的消防皮带,“没关系。”
“可是,兄弟,”她说,“时间确实很迟了,你一定累了。我的问题可以等到别的什么时间再谈……”
“我并不那么累,”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使你烦神,我有责任尽力帮你弄清楚。”
“可是已经很晚了,”她说。“也许别的晚上当你不忙的时候再来看我们吧。那时我们就能细谈了。当然,除非……”
“除非?”
“除非,”她莞尔一笑道,“我能请得动你今天晚上来坐坐。我还可以加一句:我能请你喝杯好咖啡。”
“那么我就听从吩咐,”我推开门说道。
她的公寓房间位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我走进宽敞的起居室时肯定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你可以看到,兄弟,”——她说这个词时,容光焕发,够撩人的——“我感兴趣的是兄弟会的精神价值。托别人的福,我生活安定,时间富裕,可是世界上不对头的事这么多,我即使生活舒适,那到底算得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找不到精神上或感情上的安全感,找不到公正。”
她这时正在脱大衣,一面热切地注视着我的脸。我想,她是不是一个救世军成员?还是一个冒牌的英国清教徒?——我这时想起了杰克兄弟曾私下对我介绍富裕会员的情况;他说,他们捐款给兄弟会以寻求政治上的拯救。我感到她讲得太快了,我神色庄重地望着她。
“我看得出,你曾经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
“我想过,”她说,“可是想不清楚——哦,我放一放东西,请随便些,不要客气。”
她长得小巧玲珑,体态丰满,乌黑的头发中很不显眼地开始长出细细一绺银丝。当她换了件红艳艳的主妇长裙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她是如此光鲜夺目,我不禁打了个愣怔,连忙把眼睛转向别处。
“你这儿的房间真美,”我说。樱桃色的家具光泽富丽,再望过去就能看到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粉红色的裸体画,是雷诺阿的作品。墙上到处挂着一幅幅油画。温暖而纯洁的色彩使宽敞的四壁生意盎然。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说些什么?我想着,一面望着放在一块乌檀木上的一条雪亮的铜鱼,这是抽象派的作品。
“你觉得这地方不错,我很高兴,兄弟,”她说。“我们自己也喜欢这儿,虽然我得说休伯特很少有时间欣赏这个房间。他忙得够呛。”
“休伯特?”我说。
“我丈夫。很遗憾,他出门了。他要是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可是他老是东奔西跑。公事嘛,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突然感到一阵不舒服。
“是啊,”她说。“不过我们要谈的是兄弟会和意识形态,是不是?”
她的声音和微笑不知为什么都能给我一种既舒坦又激动的感觉,这不仅仅由于我对这种富丽堂皇的环境布置和优裕的生活感到陌生,主要是因为和她在一起使我感到这次交谈可能水平很高,仿佛在不协调的、别人看不见的事物和引人注目的哑谜两者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与和谐。看到她两只手的动作是那样轻松自然,我在想,她虽然是个富人,但是有人情味。
“运动牵涉的方面很多,”我说。“我们打哪儿谈起?有些问题可能我掌握不了。”
“喔,没那么深奥,”她说。“肯定你能帮我理一理我思想上的一些小疙瘩。不过请先坐在这张长沙发上。这儿舒服,兄弟。”
我坐了下来,看她向一扇门走去,长袍的裙裾在东方色彩的地毯上拖了过去,这勾起了我的美感。接着她转身微微一笑。
“也许你不想喝咖啡,愿意喝酒或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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