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6部分（第1页）

（3）电线和自来水管因纵火而受破坏。

（4）　市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他们担心，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说不定在明后天，　其房屋被付之一炬，无家可归。（前引书2，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页）

上述意见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与《新申报》的报道截然相反。

虽然出现了这种军纪败坏的情况，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后来自治委员会都屡次“要求出布告，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是，“日本军和日本官宪的上层部门根本未出布告或在街头到处贴出告示，以禁止这种残暴行为”（《远速》，三十五号，　载前引书1，第三十九页）。虽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指第十军），“人们称皇军、皇军，听得皇军厌烦起来，因而他们每占领一地，宪兵就在城市和村落的入口处和要道，写上防火、防盗、爱护居民等几个大字，委婉地告示日本兵”（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页），但占领南京的日本军似乎从未出过这样的告示。

部队军官看到他们部下的暴行，也不在部队里对他们进行处分，哪里还会把他们提交给宪兵加以处置呢？对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和马吉牧师都谈过有关情况。

贝获博士的宣誓口述（未向法庭提出）：“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实际受到处分了。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日本军官作证反映，说是日本军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并伤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可是那些军官们只是要士兵打个招呼罢了，连名字也没有记下来，而且仍让他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为了惩办，说是要采取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才提出来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四至五十七页）

贝茨博士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的信（见田伯烈编写的书）：“我们曾看到，军官们对在强奸中抓到的日本兵，只是训斥一顿了事，未加处分就释放了。还看到过，日本兵对进行掠夺中的军官，有向他敬礼的情况。”

（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一天，我们安全地带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拉贝在家中建造了个屋，在那里，躲藏了约有两、三百名中国妇女。但当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家时，眼见一个日本兵正在小屋里强奸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日本军官见此情景，说了声干什么后，只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四页）

“皇军”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几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　轻松轻松，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川纯平：《战争与人·　10·劫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九三页），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追击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公里至四十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日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五十二页）。

南京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周围城市后，连各地的守备队也染上了这种讲风气。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又大肆进行暴虐行为。这种消息早已在佐佐木元胜的《野战邮政旗》关于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的情况中有所记述，并流传开来；

“晚上，大家在局里闭着炉火，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谈得洋洋得意，因而说走了嘴。南京陷落后的大动荡波及了无锡和常州等地，而在这些化为废墟的街道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军用卡车司机含蓄地对同僚们说：”别说那些怪事啦！‘“（上册，第二二一页）

司机说的，可能是他从上海回来时在沿途的所见所闻。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s）附录中，刊登了题为《中国之毁灭》一文，这是在中国侨居三十五年的一位美国人所写的报道，它把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描述如下：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情景。这些地区，在六个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如今，要说旅行者所见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着“福地”。

牲口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抢去了。凡是有现代化装备的野蛮军队所能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

但是，被赶出家门的这些农民，现在在哪里呢？

无数人被杀。也有人成了终身残废。可是，寄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躲在山洞里的人，他们不敢回到荒芜的田地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遭受破坏的工作单位。即使他们想回去，疯狂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也是不会允许的。

事实如此，但日本军恬不知耻，他们控制通讯网，向全世界宣传说，让中国人返回故乡，　过着充满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六十五页）。

林语堂在他用英语写的小说《暴风雨中的树叶》（ALeaf　in　the　Storm，　1931）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战役而产生的难民问题这样说：“南京已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在沿海地方和农村的家，乘坐轮船、帆船、汽车，或徒步行走，前往长江上游……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民的流动。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的家和城市，越山过河，从难以理解的敌人在难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干的大量屠杀中逃脱出来，从沿海地方流入内地。”

关于在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战争祸害的情况，埃德加·斯诺曾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了调查，结果情况叙述如下：

调查只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进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万。但遭受破坏的建筑物、家畜、大型农具、储藏的粮食和农作物，全部损失近四千一百万美元……据救济人员按户调查集中起来的资料，虽不完全，但清楚地说明日本军杀害农民的数字，男的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为四千三百八十人。而且在被杀害的农妇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岁以上……顺便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调查资料不过是在这四个半县花了一百天时问调查所得的情况（《为亚洲而战》）。

斯诺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调查的结果，反映在前已列举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页）。总之，斯诺所列举的数字，大概包括战斗破坏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这样，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损失也很大。它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其屠杀和暴行也是肆无忌惮的。斯诺还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为日本军所杀害”（这个数字似乎根据田伯烈编写的书所反映的材料〔前引书2，　第二一页〕）。如果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的一百零八万居民中，有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死于战争，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居民牺牲达三十万人这个估计数字，也不能认为是不得当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两军对战中受连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实是，认为被屠杀的民众很多，那是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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