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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上的中国(第1页)

对于今天的中国,从追求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到追求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是一次巨大的转场。

小到一件事的细节,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迷路。作为一个干新闻的人,在开口谈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确此时此刻的中国在哪儿,找到横轴和纵轴的坐标。我对目前中国的定位不妨用四个年份、四个数字,或者说四个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国、六十年中国、十年中国和2012年的中国。

百年中国:从家国梦想到个体梦想

第一个跨度就是百年中国。

2011年是一个注定要跟历史结缘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要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北京申奥成功十周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十周年,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纪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我们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国,恐怕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一个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标志的“中国梦”,过渡到以个人梦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维护、得到推动为主的新“中国梦”。

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在“中国梦”的转轨时期。为什么这么说?请问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忧虑是什么?痛苦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回过头看,那时一些已经开办的报纸杂志,也在收集梦想,只言片语中承载的多是“家国大梦”。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哀鸿遍野、积弱积贫的国度里,国民恐怕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从1840年算起,“中国梦”大多都与个性无关,与个人无关。

在实现家国梦想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国民是愿意参与其中的,参与的方式就是抑制个人梦想,融汇到家国大梦之中。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比如说“三钱”当中的一位—钱伟长,日本入侵,国难当头,他突然意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命运,历史、文学都无能为力。于是他生生舍弃了世代家学,摒文从理。请问现如今的“80后”“90后”们,有几个人还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去为所谓的家国大梦扭转人生道路?

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河北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年轻时给住在村里的战士送过饭。有二十三名战士在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把他们掩埋在村里,为他们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从来没搬过,将来也不打算搬。因为他曾经见过这些活生生的年轻面孔,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尸体,心里割舍不下。

过去的岁月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说“中国压抑个性、不尊重个体”,我对这类说法持不同意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没办法谈太多的人权、民主。我觉得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经过了一百年的浴血奋战,经过了一百年的奋发图强,经过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们走到今天,实现了和平崛起,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个“弱国”了吧?连美国人都开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说甭玩儿这个,“U2”还好一点儿,那是个乐队,可以听听;说中美是“G2”,是共治国家,这纯属忽悠。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已经绝对地实现了百年前的家国之梦了。

那么这时,我们要告别家国大梦为主的“中国梦”,开始进入实现个体梦想的通道。开始需要讲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个人,很多历史的遗留不能再延续。

岁数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红旗下的蛋》。我们“60后”这批人当然是“红旗下的蛋”了,“80后”“90后”稍微模糊一点儿。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影子,家国梦曾经高于一切,指望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很难。

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转向,很多政策调整也与此相关。过去提“富国”,现在提“富民”,说“要让公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尊严”和“幸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在考虑富了之后该做什么。未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还会有这么大的财税收入向中央集中吗?会不会向地方倾斜?向落后地区更倾斜?

总之,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后的梦想追求要以个体的保障、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这是第一个定位。

六十年中国:从“物化”向“非物化”目标的转变

第二个历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说的六十年,是从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们走过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六十年,我在做国庆直播时感慨万千。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数字,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这六十年可以拆成两个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为起点的未来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自代表什么?

第一个三十年不用说太多,从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腾。从民生和社会经济角度看,期间有很多的探索、失误、教训。用句玩笑话来形容:“头三十年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告诉所有中国人,这么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评估这三十年,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家的腰杆挺起来了。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发令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核心思想—我见过真迹—是邓小平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于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开了。

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呢?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温饱、小康、翻两番、万元户等。物质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两番,财税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这是在物质层面上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从2009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这个国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开始确立一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新的改革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深不可测是什么意思?“不可测”就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了,对吗?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尊严?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幸福?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以人为本?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和谐社会?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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