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的早晨,深州城内。
一个三+来岁的灰袍男子拎着两条猪肉、几包草药走进拱圣军第二营第三指挥的驻地。驻地内的宋军见着他进来,都笑着招呼:“张先生,这么早就来了?”
这张先生也一面笑着回应每个人的问候,随手将猪肉与草药递给几个士兵,吩咐了几句熬药的要求,便走进一间大屋。这屋子原是一座小庙的大殿,此时躺满了伤兵。他进去后,伤兵们纷纷努力起身,向他打着招呼。张先生便挨个询察他们的伤病。
拱圣军第二营算得上是伤病满营。
这个“张先生”本名叫张癸,原本并不是一个医者,他本是《汴京新闻》的一个记者,俗称“外探”,专门替《汴京新闻》打探外地的新闻,此番冒着危险北上河间府,不料却遭遇深州之战,他当机立断,便改道前来深州。适逢辽军围攻深州城,城内本就缺医少药,而拱圣军第二营的军医,又被辽人的冷箭射死,张癸会点医术,在汴京时又识得拱圣军的一个参军,便由那参军荐举,临时做了第二营的军医,不料竟然大受欢迎。
须知自来良医难得,当时好的医者,大多身兼他职,或是著名的官员学者,或是佛道门中有名的大师,便是专门悬壶济世者,也多半非富即贵,大抵要去做军医的医者,便都不会有多高明的医术。当时毕竟是太平盛世,只要有寻常医术,在汴京街头摆个摊子,也能养活一家老小,衣食无忧,又何苦投身禁军遭奔波迁徙之苦,还要受人管制?更不用提若有战事,还有生命危险。故此当时军中军医,十之七八,都是稍会些跌打损伤,凭此能混口饭吃而已。而张癸却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也读过些《灵枢》、《素问》,虽无大能耐,但平时看些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他这等人到了军中,俨然便是华陀、扁鹊之亚,加上他为人和气,对武人并无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治病之余,还能替士兵们写写家书,因此,不几日间,他便赢得了拱圣军第二营上上下下的好感与尊敬。
而另一面,张癸也是个野心勃勃的男子。
他在科举上并不如意,父亲早死,家有母弟妻儿需要他来养活。因他母亲不愿意去南方,因此又不能轻易离开大宋,前往诸侯国博取功名,他便只能靠给《汴京新闻》做外探,来养活一家老小。但张癸始终是不甘心于此的。他给自己设计了另一条出路,若他能成为《汴京新闻》最成功的外探之一,他便能积攒下一大笔钱财,足够他一家许多年的生活,他就可以全无后顾之忧的前往诸侯国,谋个一官半职,最终若能富贵显达,便可以将全家接去,共享荣华。
可惜的是,他做了五六年的外探,却一直碌碌无为,直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张癸才意识到,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因此,他才不惜甘冒奇险,前来河北。
张癸很清楚战争期间对报纸有管制措施,耸人听闻与不利于宋军的报道,是不会被允许见报的。但千篇一律的夸大战绩,报喜不报忧,这又会让他被淹没在众人之间,显得毫无价值。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另具一格,让自己的报道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几天前,他试探性的写了两篇报道,并贿赂了送递军情的兵士,让他们将它们一道带回汴京或者大名府。其中的一篇,他是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描写南门之战,恰到好处的渲染田宗铠、刘延庆与荆离的英勇。而另一篇的主角则是姚兕……《汴京新闻》的人会将两篇报道的反馈设法告诉他,只要深州不被围死,消息总有办法传进来,一二十年的经营,他们在各地都积累了令人不敢小觑的人脉。但另一方面,张癸不能坐等汴京告诉他结果,他必须不停的记录、撰写,尝试各种他所能想到的视角,然后找到机会就送出去。在汴京的同仁会帮他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出于一种直觉,张癸总是将目光停留在田宗铠、刘延庆、荆离身上。他隐隐的感觉到,这场战争中,这三个人的命运,也能成就他。
他给一个伤兵换好药,在洗手清洁的时候,又想起昨天他问田宗铠与荆离的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为何要固守深州?”
张癸并不懂这些,但这些天,他的确听到了许多私底下的质疑声。有人告诉他,固守深州,在兵法上是大忌。许多人用一种笃定的语气告诉他,深州非可守之地,这是用兵的常识。
他倒并不想关心这些问题,反正他已经将命运赌在了深州。但他问田宗铠与荆离时,他仍然带有几分私心的。
田宗铠的回答是慷慨而乐观的:“因为我们能在此地击败韩宝!”
而荆离的回答也符合他的个性:“武人天职,在于服从。”
他认真的用工整的小字记录下来,又想今日若见着刘延庆,应该也问问他这个问题。
“张先生。”正想着,张癸便听到刘延庆朝他打招呼,他转过头,见刘延庆一身戎装,手里捧着头盔,走进殿中,他院忙回了一礼,道:“刘将军。”
打过招呼,他才见着刘延庆的脸色不太好看,但这是容易想到的——刘延庆的第三指挥,自南门之战以来,伤亡惨重,总共才三百余人,便有五十余人战死,百余人受伤,还损失了副指挥使、挚旗、三个军使、三个副兵马使以及六十多匹战马……他不得不将两个什将提升为军使,让行军参军兼任副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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