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个与“大事件”有关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来之际,首先是大宋钱庄总社的正式成立与知事局的选举。自熙宁初年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奇迹般的扩张成为宋朝最大的工商业集团,并且在制造业和钱庄业都独占鳌头的唐家,却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来知事局都知事的选举中惨败,周应芳不仅赢得了全部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在独立知事中占据优势,便是在大钱庄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优势。
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的时候,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此法令颁布仅两天之后,汴京再次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事任免。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拜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同时并存,在宋朝是极为罕见的,但在赵顼在位期间,这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珪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权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而回京后一直没得到任命的曾布,则意外的权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的三大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赵顼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每个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显然开错了药方。
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
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而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除了能够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之外,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合,更加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而且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开错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缴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无一例外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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