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在上海虹桥机场遇见中国传媒大学的丁俊杰老师,我们之前关系就非常好,只是他还不知道我正在做口述历史这件事,主要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可需要特别宣传的,该做什么就去做好了。正好等飞机的空当,我就给他讲了讲,他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那时候于丹已经帮我牵了线,北京师范大学给我设计了一栋楼。
丁老师马上说:“千万别,你这个必须应该捐给咱们母校啊。”
我说:“丁老师,如果捐给咱们母校,那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学科建设上就是全国第一了。”
他一回到北京就和校长商量了这件事。
校长问小崔有什么要求吗,一听说小崔也没什么要求,又一想他要是想当副院长那就让他当呗。不过其实我倒是真的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想有一个地方把这些东西好好地保护起来。那就很简单了,北师大给准备了一栋楼,咱自己总不能给半栋吧。学校当即拍板,北师大不是拿图纸正在盖嘛,咱们这个(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你现在就可以搬进来。
如今,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里面的所有资料都会捐给学校,并且大部分对学界开放。
一开始很多人会有担心,这些老人平均年龄85岁,会不会有所遗忘或叙述错误的情况,其实这正是我非常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地方。口述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素材收集,就像采集标本;另一部分专门根据收集来的信息做分析和验证,可以说,我们目前在做的正是最最艰难的第一步。
截至目前我们共采访了1万多人,有16个门类,素材海量。曾经有位同事专门负责整理我的图书和磁带素材,他带着三五个小朋友一起,扫描封面记录所有的名字和种类备注,做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告诉了我一个数据,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崔老师,我们算出来了。”
“要多长时间啊?”
“30年。”
所以你看,这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但是让更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件事,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本身就值得高兴。第四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又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中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及地区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都来过了,他们都特别惊喜,说这是全世界研究口述历史最大的一栋楼。
稍微有那么一点儿遗憾的是,因为一开始大众的认知就是我在做口述历史,大家会想当然地把它娱乐化。其实往大了说,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民族的事,是我们国家对自己学术、血脉的传承,如果没有,真的有点儿可惜。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希望在500年以后,有人可以说:“曾经有一个叫崔永元的疯子,他弄来了一批‘孔子’的录像。”
前两天刚刚有人采访,问到这些年是不是遇到过特别特别多的困难。当然,肯定有困难。但只要你想做成一件事,再难能难到哪儿去?最难的真的就是想采访的人采不到啊。
我们曾经打算采访戚本禹,他之前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我们见过很多次,但是他一直不接受,这中间的3年时间里我们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掏心掏肺,只有一条,不能录像、不能录音,直到有一天,他说可以拍摄了。我们还在准备,他就去世了。
太遗憾了。
去世之前,有人去看他。
他说:“小崔是个好人,见到他,你代替我给他一个拥抱。”
这是我特别难忘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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