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母亲三章（第1页）

一、云烟旧事

东家的二婶常说：“我来的时候，福儿还没这桌子高，老是苦着脸叹气。谁问他，也总是那句话：‘我没得老子。’像个小大人似的。”

算起来，二婶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依稀记得是坐轿子来的，带着吹打，很风光。远近的人都说，林春讨了个“毛连眼”，盖全村；也凶，比林春大三岁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么份上，我已记不清当初的模样了，但直到现在，二婶六十岁出头了，走出来还格铮铮的，可以想见四十年前的“盖全村”并非虚妄。

“福儿”是我的小名，福谐腹，只有遗腹子才用这名字。

遗腹子所感受的是一个母性的世界，至于父亲，只从母亲那里一鳞半爪地听到，说父亲很敦实，不大讲话，乍一看像个“肉头”，但内里却极精到。说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卖猪，账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刚搭上算盘，父亲已脱口说出个数码来了。账房先生那惊诧的目光便从老花镜的下边定定地瞄过来：这个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亲自说自话的时候，语调中透着落寞与悲凉，一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蛋，因为这时我大抵总是钻在她怀里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于饥渴，而是一种习惯性的游戏。这游戏一直延续到上学以后，每每放学回来，见母亲正在田间劳作，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扑进那散发着温热汗气的怀抱。母亲则停下手里的活儿，极惬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闭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头吸出响声来，那神态似作小憩，又俨然在静心静意地欣赏一首赞美诗。间或田埂那边有人说：“三嫂，你咋这么容着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头上一搨，看他还吊不吊了？”

母亲便笑着：“咱不搨，咱不搨，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妇哩。”

我的母亲，似乎只有这时候才会停下来小憩一会，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展颜一笑。

母亲那怀里总是汗津津的，乳房也日见干瘪，一家五口，生活的负担太沉、太沉。祖父八十多岁，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十岁。另外还有一个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却因病辍学回家。他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哥极聪明，文章和字都很出色，心气又高，得了这种病，内心的烦闷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便每每无端地在家里发脾气。母亲总是赔着小心，不声不响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间或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歇着点，别发躁。”发完了脾气，大哥便一个人躲进房间里，捶自己的头，偷偷地哭。他是1960年初夏离开这个世界的，母亲把家中的杉木大门脱下来，给他做了一口棺材，葬在父亲身边。大哥是属鸡的，享年二十八岁。

大哥死后，母亲常常会自言自语地反躬自省：“如果当初让他娶了冠珍，或许就不会……”

冠珍是邻村的姑娘，在我记忆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极文弱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亲竭力反对，她知道，大哥这种病结了婚会越发加重。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我放学回来，见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朝房里一看，原来是冠珍来了。那阵子大哥正发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边，拉着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说什么，只是相互看着。母亲冷着脸，在院子里吆鸡打狗的。不一会，冠珍走了，大哥从房里挣扎着冲出来，雷鸣电闪地发作了一通，当然又摔了东西。不久，冠珍嫁给了本大队的一个军官，随军到广东去了，大哥也日见暴戾颓唐，终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见，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来探亲，一个人来看望过大哥。寒烟衰草，落叶萧萧，冠珍在大哥的坟上徘徊了许久，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眼下四十岁出头的女人，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少妇的，也不会拒绝各式新潮时装和“霞飞奥丽斯”之类。母亲是三十六岁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便是个老人。她那样瘦小，脸上那么多的皱纹，眼睛一经风便流泪，那是生我的时候，月子里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她总是忙，晚上也总是很晚才回来。每天，我站在村头的大路边等她，暮色里走来的每一个身影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可归来的身影又一个个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都不是母亲。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有时，我便会倚着什么睡去。醒来的时候，往往是母亲正抱着我，用心细细地替我洗脚。灶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她那张疲惫的脸。炊烟在茅檐下缭绕，弥漫着玉米粥清甜的气息。

倘若白天跟着母亲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或赤着脚，吧嗒吧嗒地追逐田间的野趣。有时走得远了，偶一回头，见母亲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蓝湛蓝的，日头明晃晃地照着，那发丝飘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儿子怦然心动，看得发呆。母亲一边劳作，间或便要喊一声：“福儿，别走远了。”“福儿，妈挖了花生芽，快来吃。”声音甜甜的，暖了儿子的心。但有时，那喊声也会变得粗暴：“福儿，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边正涌上一堵乌云，太阳也黯淡下来。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亲便板起脸：“一个人回去，妈干活哩。”

雷阵雨，说来就来，追着我的脚步扑到门前，闪电撕开混沌的雨帘，天地间一片惊心动魄的破碎声。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想到她会不会被雷打死，我惊恐至极，哭喊着扑向暴风雨……

结果是，母亲抓小鸡似的把我从村头的泥水中掳了回来，铁青着脸问：“别嚎丧，这么大的雨，谁让你往外跑的？”

我边“嚎丧”边申述：“我怕，外面响大雷哩，我怕妈被雷打死了……”

母亲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过来，将我搂进怀里：“乖，别怕，雷不会打妈的。”她紧紧地搂住我（那怀里冰凉冰凉的），面颊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母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干活很麻利，特别是点种、收割、打场之类，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欢请她帮工（那时候还没实现合作化）。我也喜欢，因为她去了，我可以跟着去“吊桌子”，特别是收种季节，阔气点的人家说不定要买肉的。我去了，妈不让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杌子上，桌上“请”起来了，妈就把她的那块肉搛到我碗里，自己则埋头扒饭。一般“请”过三巡，肉碗就空了，妈便倒几口肉汤泡饭，她说肉汤泡饭实在比肉好吃。有时“请”过三巡，碗里还漂着零星几块，大家都叫母亲吃掉，她却从来不吃，说是肉汤太油，也不肯搛给我吃。

我家也请人帮工，但从来舍不得买肉，即使是过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里，别人家的孩子都出去走亲戚拜年，欢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亲却从不让我出去。我总是埋怨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亲的娘家也绝了，连个舅舅也没有。后来才慢慢悟出来，原来是母亲怕礼尚往来，我们去人家拜年，人家也自然要到我家来的，正月里的头几天，桌上没有肉和鱼不好看。因此姑妈家的几个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来拜年。表哥来了，母亲便说：咋不早点来？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坛子里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来，还有过年留下的拳头大一块咸肉，母亲把它切得很薄，盖在咸菜上炖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约在1956年前后，因为一场纠纷，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外公。那一阵家里似乎很亢奋，大哥更是频繁地出门找人。晚上，还关起门来，叫我给磨墨，让他写什么状子。大哥写字很格局，正襟危坐，腰杆挺得很直，先握着笔屏气凝神，作沉思状，然后抬起肘子，洋洋洒洒地一挥而就，写好后略改几个字，轻轻复念一遍，很自得的样子。母亲则站在一旁，老是说着那句话：“当初他可像只乌眼鸡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亩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传回来，他关着大门喝酒，尸也不肯去收。”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外公是个浑身带着光环的革命烈士，1927年的党员，担任过县委的军事部长，是我们这一方的风云人物。前一年，政府发下来一百二十元抚恤金。那时候，一只鸡蛋才三分钱，一个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员月工资也只有十二元。可见一百二十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外公有个弟弟——当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却瞒着我们家，独自把抚恤金吞吃了。大哥听到消息，很是义愤，因为母亲是独养女儿，现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亲理所当然地是第一直系亲属。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认账，说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姑娘算什么？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何况是个野种，假人假马假到底哩。”所谓“野种”云云，系指母亲是外公抱养的，并非亲生。大哥算是个知识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会的政策法规，于是诉诸政府。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抚恤金利益均沾。最后，当叔伯外公从腰包里抠出六十元钱给母亲时，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拿去，回家给那个痨病鬼打药吃。”

母亲回家以后，没有把这话告诉大哥，但那钱确是给大哥打药吃了。

等我上学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学校照例要组织去祭扫烈士墓的，回校写作文时，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从笔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类的形容词。是啊，那一页页鲜红的历史，确实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几页上，就记载着我的外公。在我那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的阴影中，外公是一尊辉煌而圣洁的雕像，时时辐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亲也经常说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她说外公福相好，高个子，大脑门，头发向上梳过去，有时戴一顶直贡呢黑礼帽，很有派头。她说外公能喝酒，会赌钱，人又极“四海”，家中虽有七亩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够他吃喝的，但他总是要往外跑，当牛行，当草行，赚大把大把的钱，赚了钱就用，从不藏藏掖掖的。家里时常有三朋四友的来，来了就称肉打酒搓麻将。他这人一辈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里也有人请他上馆子。四周围有难解的纠纷，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烟消云散。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亲还说，外公闹共产，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从来不问，随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个寡妇，结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个狠角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国十六年闹共产，外公第一个参加进去，并且第一个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绑在村头的香椿树上，用麦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过，当时只要他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能不死，外婆劝他认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公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这人，死就死在一边。”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这一世人生，什么样的福也享过，死了没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场，同去的一共五个人，用铁丝穿着琵琶骨连在一起。通往刑场的路很长，在走过一座桥时，外公突然感到不对头，怀疑是要往周益庄去，一年前他亲手杀了周益庄的地主麻乡约（乡约是旧时乡村中管事的头面人物），麻乡约的儿子后来当了铲共团，这会儿就在后面押着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来祭麻乡约，便大喊一声：“横竖是个死！”往桥下一跳，其他五个人当然也一同下去了，桥上一阵乱枪，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调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激愤，没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种春蚕吐丝般绵长的思念。我得承认，母亲口中的外公活灵活现，带着虎虎生气和奕奕神采，却又没有烈士墓前介绍的那样辉煌圣洁。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除去一次性的六十元抚恤金，外公的光环对于一个贫寒拮据的农家是黯淡而遥远的。深夜里，我常常会被大哥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和母亲轻轻地叹息惊醒，于是便好一阵不能入睡。大哥的脾气日见暴躁，每当他雷霆震怒时，母亲便对我说：“福儿，别在家里惹你哥生气，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远，有办公室、仓库、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四合院。我从家里出来了，心里空空的，对一切的玩乐都失了兴趣，只呆呆地看一个小老头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水写在墙上的。社的院墙很长，那标语自然也长，他写的是：“发扬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奋斗。”老头很专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很少向我看一眼。只有一次，他似乎无意问了句：“你哥这些时有没有发病？”我扭头不答。我这人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

这老头是本大队的一个地主，很有学问，据说上过大学（也有人说只是高中毕业）。因为有学问，大家便叫他陈先生，解放前就这样叫。那时陈先生不仅家里有百十亩好田，在扬州还开着铺子，在政界也小有影响，和国共双方都有交往，还出面营救过共产党方面的几位要人。陈先生对人很客气，对佃户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区别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就叫他干。围墙上那条标语，就是他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不过有人说，陈先生学问虽高，字却蹩脚得很，这是实评，连陈先生本人也承认的。但在我眼里，那字是极好的了，单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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