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跟一条河有关,这条河叫“太子河”。
在太子河南岸有一片芦苇地,小的时候常玩耍于此。而多年以后,我才从姑姑口中得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我从未见过的生母的骨灰就散落于此。而在芦苇地的对面,也就是太子河的北岸,在1998年之前这儿曾是一片麦田,那儿有父亲给予我的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
故事倒回1998年,那一年是全国水灾之年。那条曾经让我夏天可以下河游泳,冬天可以敲冰窟窿抓鱼的河流,一改往日温柔的模样。
那一年,太子河泛滥得异常凶猛,洪水更是一泻千里,淹没了南岸的芦苇地,也淹没了北岸的麦田,更带走了我父亲的生命,以及在那之前,我时常可以发出的天真不羁的笑声。
在1998年之前,我的人生是快乐的。虽然那时年幼的我,尚不知“人生”这两字到底为何意。但是快乐与不快乐的区别,在这一年泛滥的洪水面前,我尝尽了它的滋味。
我的父亲叫大葱,这是街坊邻居给他起的外号。之所以会起这个外号,是因为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吃大葱。大葱不仅是他的下饭菜,也是他的下酒菜。他一顿饭可以蘸着酱吃一捆大葱。
所以我们家门口地里种的大葱,根本就不够我父亲吃的。每年入秋之后,硕大的秋葱一长出来,我父亲就会拿他打的鱼跟左邻右舍换大葱吃。
由此便得了这么个外号。
我是父亲的独子,不知道是不是叫惯我父亲“大葱”的缘故,打从我记事开始,父亲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叫我“葱头”。一开始觉得这外号特别难听,非常抵触,只要谁这么叫我,我就跟谁急。但外号被大家叫长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长大之后进了城里,才发现原来城里也流行这个。但是他们不叫“外号”,有个更雅的词汇叫“昵称”。
不过在我看来,昵称只是一个穿着马甲的外号罢了。不过不知道长大之后,是想保存儿时的记忆,还是故意矫情,我竟然不喜欢告诉身边的人,自己真实的名字。谁一问我叫啥名,我就说我叫葱头。
大葱的葱,大头的头。
我刚才说过,在1998年之前,我的人生是快乐的。是的,那时候的人生的确是快乐。虽然那时候,我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快乐,但是那时候我成天到晚地傻笑。母亲难产致死,导致我从未见过她;但是父亲给予我的父爱,却让我知道能一口一个爸爸地叫,是多么令我兴奋的事儿。
我之所以用“人生”来概括那段时间的快乐,是因为我觉得1998年之后,我的人生彻底与“快乐”二字无缘了。我甚至从1998年至今,从来都没有笑过。有些冷血,有些浮夸,更有些愤世嫉俗,消极厌世。
觉得这个世界谁他妈都对不起我,可是现在回头想想,我他妈的又对得起谁呢?
自1998年那场洪水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之后,我寡言少语,喜欢打架斗殴,用暴力驾驭身边的人。所以至今我的性情比较古怪,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朋友,以及女朋友。这偌大世界,心里能牵挂的唯有在东北的姑姑,还有姑姑的儿子—远在西安读大学的表弟。而我现在在深圳工作,彼此之间的地理距离都相隔千山万水。
虽然我没有母亲,但是我能感受到母爱,而这母爱来源于我的姑姑。一个心里特别简单善良的女人,她至今仍然觉得没有教育好我,没有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初中的那段期间,我染头发、逃课、跟地痞流氓厮混,砸校长的办公室门、带人殴打老师,甚至一遍遍对姑姑嘶吼:“我知道我他妈的就是个混蛋,我的事儿不用你来管!”
我知道我亲爱的姑姑常常背着我,以泪洗面。她的儿子,我的好弟弟,从小就比我懂事,从未让姑姑操心过。而我却一再伤害对我这么好的姑姑,我心中觉得亏欠不已。我故意多次地伤害她,恶语相向,只为让她绝望,然后彻底放弃我。这样我会觉得我的良心好过一些,就不必如此受内心仅存的善念道义所折磨。我企图变成恶魔,但是姑姑却不抛弃不放弃地在我内心播下爱的种子。
可这会让我有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难受。要知道一旦良知泯灭坠入恶魔,那是欲火焚身。让恶魔进化成天使,那是浴火重生。无论“欲火”还是“浴火”,这火焰稍有不慎,都会让人魂飞魄散。
我曾多少次跟踪过我的姑姑,她时常会去墓地看我的父亲和母亲。常常在他们的墓碑前,烧纸、悼念,然后哭诉。姑姑总觉得,我今日的不务正业、四处游荡,都是因为她没有把我教育好。
所以当我拒绝自费上高中,决定去南方打工的时候,姑姑更是叹气和无奈,但更多的还有自责。我原以为她会骂我、打我,声讨我这些年让她操心的每一件事儿。可笑的是我太年轻幼稚了,姑姑只是无奈点了点头,给了我足够出去闯荡的钱。我知道对于并不富裕的姑姑,这些钱意味着什么。
可是我没有退路,我不想游手好闲,更不想在姑姑这儿,一次又一次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都说儿大不由娘,何况是侄子呢。放手,可能是教育我到了词穷理尽的姑姑,最后可以做的事儿了。
记得上火车的那天,姑姑在月台紧紧地抱着我,吻着我的额头说:“缺钱就打电话,待不下去就早点回来,听到没?”面对敬爱的姑姑,是我执拗的性格,冷漠了这从小到大关怀备至的亲情了。我内心非常惭愧,但是我依旧装作满不在乎,装作自己是个不懂人味的垃圾,这样就会让身边的亲人对我失望,而失望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牵挂了。
但是现在长大了,回顾少年无知的岁月,我真的笑叹自己年幼无知。不过还好,年幼尚可成长,但无知必定伤悲一生。我庆幸我还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故事进行到2008年,距离1998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一年本来该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申奥八年,可以扬眉吐气地在自己家门口开奥运会了。可就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三个月,5·12汶川地震震惊了世界。这种震惊或许远胜于当年中国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且以51面金牌居奖牌榜首位。
都说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灾难,所以在这一年人们除了记住了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领取金牌的那一刻,更多的则记住了5·12汶川地震时候,每一张都足以令人流泪的纪实照片。
苦难与荣耀比起来,似乎更应该让这个国度的人们所铭记。
彼时我已经是个卡车司机,本来是负责来往于深圳到潮汕之间运输工程物资的。在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单位安排我和几个同事,一人开一个大卡车向灾区送运输救援物资,主要是矿泉水和桶装面,以及大量的常用药品。因为受灾最严重的一些城市,已经陆续有很多政府和民间的救灾物资到位了,我们商量之后选择了去甘肃省陇南市。
当我和同事们的卡车驶过地势险恶的山川之后,到达陇南下属一个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城镇的时候,民众已经搭起了一间间简易帐篷,其中一个帐篷里有几个孩子,寄居在一起。不知道是学校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还是与家长走散的儿童的集结。每个孩子脸上都满是泥土,拿着锅碗在等着开饭。其中有一个男孩儿,很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看男孩儿的样貌和身高,约莫十来岁,恰是我当年丧父时那么大。男孩儿的面前是一台老式的收音机,他趴在土地上,双手拄着下巴,注视着那台老式收音机。当我看到那台老收音机的时候,我身体一颤。木质的老收音机,有几个可以来回拧动的键子。比早期的黑白电视机要略小几圈,我记得父亲也有这么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收音机。
我走上前去,本想用手抱起来看看,是不是跟父亲那个收音机是一个牌子。没想到这男孩儿一口咬着我的手腕,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冷冷地盯着我,像是猛兽被抢去食物般,暴躁不安。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收音机放回地面,冲着他不断微笑,以示友好,并无抢他东西的意思。可是男孩儿对我高度警觉,他也不说话,就凶狠狠地盯着我。于是我只好返回我的卡车,拿了几碗泡面和一些零食,给男孩儿送了过来。男孩儿看到食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食物全部抢走,然后一屁股死死地坐在收音机上面,跷着二郎腿,碗面都不泡热水,直接撕开包装袋,开始咀嚼起来。嘴里发出咀嚼干脆面的清脆声音,边吃还边盯着我,保持高度的警觉,我望着他扑哧笑了一下。
或许我的笑容在此时的灾区出现,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是我想帮助灾区老百姓的心确实是真挚的,与同来的同事比起来,只有我了解在大灾面前失去亲人的那种痛。
渐渐地,男孩儿对我的警惕性,没刚才那么强烈了,态度也开始放得缓和,他用手指着那台收音机,方言味很足地对我说:“不可以给你,这是我爸爸的,他能用这个给我讲评书,非常好听。”
男孩儿的这句话,突然让我全身一颤。十年前的情景,也就是我在1998年之前的童年记忆,像是封闭的黑匣子找到了开锁的钥匙,全都一一浮现眼前。
1998年之前我们家里比较穷,别说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彩电了,就是黑白电视机也买不起,家里只有一台父亲朋友送的老式收音机。我和父亲平常的娱乐生活,就是时常听听收音机。收音机主要放评书,我们爷俩最喜欢听的评书当属单田芳的《隋唐演义》。
我的父亲文化不高,小学毕业,但记忆力和模仿力却特别好。他常常听一集评书,反复听几遍,就能倒背如流,而且还能学时下电视里很流行的真人模仿秀。如果我父亲还活着,那些模仿单田芳声音的模仿选手都可以捂着脸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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