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杨荣给出回复,林煜便咬牙切齿道:“是存天理,灭人欲。是不顾百姓死活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宣扬虚伪的‘仁义礼智信’,而可笑的是,理学最重要的知行合一,宣扬理学的名儒大儒们,往往自己却无法做到。”
可以说,大明的理学不仅在思想上极端,而且在执行上也更加抽象。
宣扬理学者,往往压根做不到理学最基本的“知行合一”,他们只会将自己做不到的,强加给朝廷,强加给皇帝,强加给下层的百姓。
而真正遵守理学的呢?
自然是该干嘛干嘛,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享受荣华富贵才是真。
存天理,灭人欲?
那是皇帝和百姓该干的事情,他们这些理学的士大夫们,就应该教导皇帝和百姓,乖乖听从摆布,皇帝老老实实做被背锅侠,百姓老老实实让士大夫们敲骨吸髓就行了。
百姓喊疼,那你就是不孝,皇帝不让,那就是不仁。
百姓反抗,那就是不忠,皇帝改革,那就是暴虐。
反正我抢你的钱是对的,我抢你的土地也是对的,我要你的让人头更是对的。
“我没法跟你们说什么大道理,也没那个条件(口才)去跟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理学大儒们去辩经,我只知道实事求是。”
林煜摇着头说道:“理学的开创者是‘二程’,是他们先提出了‘天理’,才有着朱熹去改进,但你们知道朱熹为何会去改进‘二程’的那套‘天理’吗?”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作为理学门徒的杨荣,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二程”最初创立理学,开创“天理”道德,本意上的确是好的。
但在执行上,却可以用离谱来形容。
就拿“二程”中的程颐来说,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宋哲宗的老师,亲自教导过年幼的哲宗皇帝长达三年时间。
先说程颐的“天理”学说,理论上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其实是很有利的,程颐也试图以此来影响赵煦接受他的主张。
但程颐忽视了赵煦才十岁,年轻人是有叛逆心的,如果仅仅是灌输旧党的保守主张还很正常,那仅仅是政见不同而已,可程颐和其背后的旧党成员为了塑造他们心中的完美君王,不停的干涉赵煦的私生活,强制性的要求皇帝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人。
用札记《古今谭概》中的记载:“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拆。’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如果说这算野史传记,当不得真的话,那还有正儿八经的《宋史》。
“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当然,程颐肯定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不止对皇帝这么严格,对当时掌权的“女中尧舜”高滔滔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帝尝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如此,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程颐被迫辞官归乡潜心治学。
到了后来哲宗亲政,也没有因为帝师的身份,把他召回,反而任由新党对程颐进行打压,一路贬官迁调,直至把程颐折腾死。
(冷知识:宋朝不杀士大夫,所以要杀官,就只能不停调任贬官,折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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