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神圣地借机大做广告,让苏联人感到好像全世界的命运全靠着他,靠着他
额上的皱纹,靠着他的思想。
基于这些,阿登纳认为西方国家用不着在苏共二十一大以前采取重大行
动,赫鲁晓夫决不敢封闭东西对话的渠道,东西方仍然存在着通过谈判取得
澄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阿登纳不相信六个月期限的最后通牒就是赫鲁晓夫
的最后决定。
并非所有的西方政治家都这么想,有许多人认为,既然赫鲁晓夫敢于将
柏林问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那他一定会有所准备。最后通牒大大加
深了西方国家对国际局势的危机感。如果苏联真的在六个月以后单独和东德
签订和约,将西柏林的交通要道交给东德,那么西方国家要么不得不为了柏
林通道问题和东德进行谈判——这样做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东德;要么不得
不使用武力保卫交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引起原子战争的危险,因为苏联
答应给东德进行军事援助,不能不设想战争有可能会升级。前一种做法阿登
纳绝不会答应,因为盟国曾经承诺过联邦德国的“单独代表权”。如果盟国
向苏联作出这样的让步,可以想象联邦德国将以退出大西洋联盟相威胁。后
一种做法的危险则令许多人不寒而栗。西方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态度,一
是以英国麦克米伦为首,倾向于向苏联作出一些让步,以使赫鲁晓夫最后通
牒的态度缓和下来;再是阿登纳力主,认为必须坚持下去,决不也没有必要
在西柏林问题上作任何妥协。戴高乐对阿登纳的友情在这时候显露出来了,
法国坚决站在联邦德国一边,认为不应该“在最后通牒的形势下举行谈判”。
对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戴高乐挺身而出,阿登纳感动万分。
西方联盟分成两派,互不相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态度很关键。美
国显然很难下决心是否应该为了保卫西柏林一小块遥远的土地而打一场原子
大战,牺牲十亿人,因此,美国显得很犹豫,摩棱两可。在苏联递交最后通
牒的前一天, 11 月26 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有人间
美国是否可能与作为苏联代理人的民主德国代表进行谈判时,杜勒斯的表示
是“是的,可以”,但这种谈判并不表示承认民主德国,而苏联也不能因此
而推卸所负有的解决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责任。阿登纳对杜勒斯的“但是”很
担心。幸亏形势发展有如他的准确判断,苏联的“最后通牒”并非真正最后
通牒的意义。1959 年1 月初,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到华盛顿。米高扬对杜勒斯
解释,赫鲁晓夫提出的6 个月期限只具有指示性质,实际上并不是最后通牒。
米高扬的解释让阿登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苏联的态度依旧阴晴不定。在派米高扬去美国作解释之后,
赫鲁晓夫又采取了新的行动。1 月10 日,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三国及二
战中对德作战的所有国家,并递交了一份对德和约草案。阿登纳政府也收到
了。赫鲁晓夫的草案把德国一分为三,强调德国除了按目前情况分成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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