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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