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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蓝宝石十字架1（第1页）

[英]G。K。切斯特顿

G。K。Chesterton

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出生于伦敦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1900年，切斯特顿的第一部诗集《野骑士》出版，诗意清新隽永，其中以《飞的旅舍》（1914）的祝酒歌最为著名。

另外侦探小说集《布朗神父的纯朴》（1911）、《布朗神父的智慧》（1914）、《布朗神父的秘密》（1927）、《布朗神父的丑行》（1935）等。

天空已露出晨曦的银色光芒，与海水的绿色粼波交相辉映。这时，船上岸了，泊靠在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维奇港，人们从船中很快走出来，乱糟糟地，像苍蝇一样四散乱飞。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我们必须要追随的一个人，这个人，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引人注目。当然，他也不希望自己多么引人注目。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除了一点，那就是，他身上散发着假日愉快气息的华丽服装和那张满脸的严肃神色有点不太相称。他身穿一件瘦小的浅灰色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色背心，头上戴着一顶系有灰蓝色丝带的银白色草帽，在衣服与草帽的映衬之下，他瘦削的脸庞显得黑黝黝的。这个人长着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须，使人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须。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脸上表现出一副游手好闲人士的认真。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暗示一个事实：在他的灰色夹克里面，藏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此外，在他的白色背心里面，还藏着一个警察证。还有一个我们必须知道的事实：他头上的那顶草帽掩盖的是欧洲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人物之一。他就是瓦伦丁，巴黎警察局局长，世界上最有名的侦探。他这次从布鲁塞尔来到伦敦，是为了执行本世纪最伟大的一次逮捕行动。

大盗弗兰博已经逃窜到了英国。三个国家的警察费尽周折追捕这个犯罪老手，从比利时的根特追到了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到了荷兰的胡克港。根据警方推测，他可能会利用当时正在伦敦召开的“圣体会议”，在与会人彼此不熟悉的混乱情况下，乔装打扮成与会议相关的低级神职人员，或者秘书人员，从而蜗居伦敦。不过，瓦伦丁对这种推测并不是十分有把握。可以说，对于弗兰博的行动，没有人会有绝对的定论。

这个犯罪头目从当初突然停止犯罪活动至今，已经有许多年了。当初他停止犯罪活动之后，正如有些人打的形象比喻一样：罗兰好像死了，地球上异常平静。但是，弗兰博在他的鼎盛时期（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在他的猖狂时期），他的形体像雕像一样人尽皆知，他的国际影响甚至可以和恺撒大帝媲美，是一个全球皆知的人物。几乎每天早上，日报上都会刊登关于他的新闻，说他已经逃脱上一次罪行的应有惩罚，并且又开始了另一个罪大恶行。弗兰博是个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在法国西南部）人，他的胆量和他的躯体一样大。一些最激动人心的故事讲到了他在行动中所引发的幽默：他如何在兴致上来之际，把一名教育官员倒提起来，让他头顶着地倒立着，用弗兰博的话就是“清醒他的头脑”；他又是怎样每只胳膊各挟着一名警察，在利沃里的路上大步飞跑。

这些都归功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体力，不过，他的这些体力一般都用在一些尽管有失公家体面但没有酿成流血惨案的情况下。他在现实中的犯罪行为主要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大规模抢劫案。他的每一次盗窃都堪称一次新奇的冒险，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构成一个奇妙的故事。他曾经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而这家公司没有奶牛场，也没有送奶车，更没有牛奶，却有将近一千个订户。他只是靠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放在自己的主顾门前，以这种简单操作来为他的订户送奶。

也正是弗兰博，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全部信贷函件后，把他自己写的信用照相机拍成胶片，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印得非常小，以和她保持通信关系，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这样对她搞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恶作剧。

不过，弗兰博的很多行窃行为的普遍特点是简单明了的。据说，有一次他在深夜把一条街的门牌号码全部重新漆过，仅仅是为了把一个旅客引入他设置的圈套。一个十分肯定的事实是，他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他把这个轻便邮筒放在那些僻静郊区的各个角落里，等待着有人往里边投入汇款单。

最后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据人们所知，他还是一个令人称奇的杂技演员。他尽管是个大块头，却能像蚱蜢那样轻便自如地跳跃，也能像猴子一样隐匿在树顶。因此，当大侦探瓦伦丁出发来找弗兰博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清楚，即使找到了他，自己的冒险行动也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现在关键的一步是怎样才能找到他，对此，大侦探瓦伦丁仍然在苦思冥想，心中依然没底。

现在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管弗兰博伪装得多么巧妙，也无法掩盖他那独特的身高。假如瓦伦丁凭借他敏锐的眼光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卖苹果的女摊贩，或者一个高个子近卫兵，甚或一位雍容富贵的高个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当场逮捕他（她）。可不幸的是，在他的一路旅途中，还真就没有看到一个可能是弗兰博伪装的人，一只长颈鹿是伪装不成一只猫的。对于船上的人，他已经弄得很清楚了，这一点还算令他满意。在哈维奇及中途上车的人当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个身材矮小的铁道部官员旅行到终点，三个矮小的蔬菜农场主在车开动后两站路上车，一个十分矮小的寡妇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城上车，还有一个矮个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车……最后的这个人，瓦伦丁放弃了观察，几乎要喷笑出来：这个矮小神父具有那么多东方平原人的特征，他的脸又圆又呆板，像诺福克汤圆，眼神像北海一样深邃。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却没有办法把它们收拢在一起。毫无疑问，“圣体会议”从经济萧条地区吸引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缺乏判断力，无依无靠，仿佛是从地里挖出来的鼹鼠。瓦伦丁是法国的极端怀疑主义者，他虽然不喜欢神父，但是会同情他们。而眼前的这位神父可能会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他带着一把破旧的大伞，时不时地掉在地上。他似乎都不知道自己的往返车票上标注的正确终点站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向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解释说他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其中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带有蓝石头的纯银做的东西。那种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圣人般的单纯，不断地把瓦伦丁这个法国人逗乐，直到神父要在斯特拉福德下车（不知怎么的）。带着所有的纸包下车后，他又回来取伞。在他取伞的时候，瓦伦丁怀着那颗善良的心警告他，别因为谨慎而说一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把自己身上的银器告诉大家。但是他一边和神父讲话，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其他的人。瓦伦丁沉着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这个人足有六英尺。至于弗兰博，他还要高出四英寸。

瓦伦丁在利物浦大街站下了车，非常谨慎地又回忆了一下，确认迄今为止没有把罪犯漏掉。于是，他去了苏格兰警局办理了身份合法手续，并安排必要时请求帮助的事宜。然后，他又点燃一根香烟，在伦敦街上信步漫游。在维多利亚车站背后的街道和广场散步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面前是一个古老、别致、宁静的广场，非常典型的伦敦模式，然而整个广场异常寂静。广场周围那些高大单调的房屋，看起来很豪华，却无人居住，广场中央是长满灌木的场地，看起来很荒凉，仿佛太平洋上的绿色荒岛。周围建筑中有一边比其余三边高出许多，像是一座高台。这一边的线条被伦敦人人都羡慕的意外因素破坏无遗——这是一座饭店，这座饭店看起来仿佛是从索霍区（伦敦名声较差的街区）走错了方向而来到此处的。它不合理地吸引着人们的眼光——这里有栽在钵里的矮小植物，有长长条纹的、柠檬黄和白色的百叶窗。饭店独特地矗立在大街上，在伦敦通常的七拼八凑的布局中，显得分外高大。大街上的一段阶梯直通饭店的前门，仿佛是一个逃生出口直通到了二楼窗前。瓦伦丁在黄白色百叶窗前站住，一边抽烟，一边琢磨这些东西，持续了很长时间。

奇迹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是因为它会真的发生。天上的几片云聚拢在了一起，看上去像是星星的形状。在远处充满着疑惑的旅途方向的旷野中，陡然耸立起一棵大树，其形状十分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我在最近几天也亲眼目睹过这两样事物。纳尔逊海军元帅死在胜利的那一瞬间。一个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谋杀了一个叫威廉森的人，这听起来好像是谋杀了自己的孩子。简而言之，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巧合的成分，人们如果认为它平淡无奇，就会永远失去它的价值。正如美国侦探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那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智慧应该会在意外的事情上体现出来”。

阿里斯蒂德·瓦伦丁是个高深莫测的法国人，而法国人的聪明智慧是很特别的。他不是一个“思想机器”，因为在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里，“思想机器”是没脑筋的代名词。机器之所以称为机器，是因为它不能思考，没有思维。但瓦伦丁不同，他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所有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成功，那些看起来就像是有魔法的成功，实际上都是来自他坚持不懈的推理以及清晰而寻常的法国人的思维。法国人不是靠提出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震惊世界的，而是靠不言而喻的真理。他们至今都在实践那些被人们公认的真理——就像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实践的那样。但是，确切地来说，正是因为瓦伦丁了解理性这个东西，他也了解理性的有限性。只有对汽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谈论开汽车不用汽油的神话；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讨论无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推理。而瓦伦丁现在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则不放。弗兰博在哈维奇不见了，如果他确实身在伦敦的话，就可能会伪装成任何角色的人，可能是温布尔登公共网球场上一个高个子流浪汉，也可能是大都会饭店里一个高个子的宴会主持人，等等。在这样明显而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相信瓦伦丁会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办法。

在这样的境况下，他期待着意外事情的发生。在同样的境况下，当他不能凭借理性思维来解决问题时，他就会冷静而谨慎地开拓非理性思路。他不用去那些理性上认为应该去的地方——银行、派出所、可能约会之地，而是有条理地去那些理性上认为不应该的地点，然后敲响每所空房子的门，转进每一条死胡同，走进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条小巷，绕着每条弯路走，虽然这些弯路很可能会使他徒劳地迷失方向。他凭借逻辑思维为他的这种几近疯狂的做法辩护。他说，如果有线索可寻，那是最糟糕的路子，相反，如果什么线索也没有，那便是最好的路子。因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许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一个人开始的某个地方，可能刚好是另一个人停下来的地方。关于通向店铺的那段阶梯，关于那个寂静、古老、别致的饭店，这中间总有一些东西在引发这个侦探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决定怀着随意的心情去试一试。于是，他走上阶梯，在靠窗户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整个上午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他还没有吃早饭。桌上是少许别人吃剩下的早餐，这才使他想到自己还饿着肚子。于是，他又要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若有所思地往咖啡里加了些白糖，脑子里一直想着那个弗兰博。他回想了弗兰博每次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是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须为一封欠邮资的信付费，一次是让人们通过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瓦伦丁想，自己的侦查脑筋一点也不比罪犯的差，这倒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苦笑了一下，“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只是评论家”，他对自己说，然后，慢慢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不过很快又把杯子放了下来，原来他加的“白糖”是盐。

他看了一下眼前的这个容器，刚才的白色盐末就是从这里倒出去的。但是这个容器的确是糖罐，正如香槟酒瓶子装的是香槟酒一样不会弄错的，这个罐子里应该装的就是白糖。他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在里面放盐。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是否还有正规的家什。看到了，这里的确有两个盐瓶，并且装得满满的。他想，也许盐瓶里装的那些调味品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他试着尝了尝，是白糖。这时候，他的好奇心和兴趣立刻被调动了起来，他向饭店里四周张望了一下，想弄明白把糖放进盐瓶和把盐放进糖罐的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否还在其他地方有所体现。可是，他看到的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有黑色液体污点之外，整个房子显得很整洁、令人愉快，并且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他按铃叫服务员。

服务员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也许在早晨的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服务员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睡眼惺忪的样子。瓦伦丁侦探并非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他让服务员亲自尝了尝白糖，看看是否和这家饭店的鼎鼎大名相匹配。结果，服务员突然打了个呵欠，完全清醒了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微妙的玩笑吗？”瓦伦丁质问着，“把盐和糖互换，从而引出笑料，我想你们从来都没有感到过乏味吧？”

服务员渐渐听出了瓦伦丁话中的讥讽，结结巴巴地向他保证说饭店绝对没有这种意图，这肯定是一个也令他们感到奇怪的错误。于是，他拿起糖罐来看了看，又拿起盐瓶，他的神情告诉我们，他也越来越感到疑惑不解。最后，他突然说了声“请原谅”，然后就匆匆地走开了。很快，服务员把饭店老板领了过来。老板也检查了一下糖罐，然后检查了一下盐瓶，同样，他的脸上也出现了疑惑不解的神色。

突然，服务员似乎想起了什么，发音变得清晰起来，几句话冲口而出：

“我想……”他由于急切而结结巴巴地说，“……我想，就是那两个教士。”

“什么两个教士？”

“那两个把汤泼在墙上的教士。”

“把汤泼在墙上？”瓦伦丁重复道，他确信这一定是某种奇特的意大利式隐喻。

“是的，是的，”服务员有点激动，一边说一边指着白色壁纸上那块黑色污点，“就泼在墙上的那个地方”。

瓦伦丁疑惑地望着饭店老板，本来老板是带着比较详尽的报告来解围的。

“是的，先生，”老板说，“这是真的，不过，我认为这跟糖和盐的问题没有关系。今天一大早，店里的门板刚取下，两位教士就进来喝汤了。他们都很安静，并且受人尊重。其中一位付了账后就出去了，另一位完全称得上是慢动作教练，过了好一阵才把东西收拾完。最后他也出去了。只不过在走开的那一瞬间，他很巧妙地拿起剩下的半杯汤，然后把汤泼在了墙上。当时，我正在后面的房间里，员工也是。当我出去时，才看到墙上泼有汤迹，而店里已经空无一人。这虽然没有给店里造成什么特殊的损害，但的确是令人讨厌的不文明行为。于是，我试图在街上抓到那两个人，不过他们已经走远了，我只注意到他们转过下一个街角走进卡斯泰尔斯大街。”

瓦伦丁站了起来，把帽子带上，拿起了手杖。他已经决定了，在脑海里还是茫茫一片漆黑之际，他只有顺着第一个奇怪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下去，尽管那个手指这样隐藏。他付了账，冲出玻璃门，迅速转到另一条街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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