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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部分(第2页)

李典跟张辽平时有矛盾,此时慨然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心而忘记公义,请让我跟随你前进!”

于是,张辽连夜招募敢死队,共选了八百人,杀牛飨食,让他们饱餐一顿。天亮后,张辽亲自披甲持戟,率领这八百勇士杀入敌营。

张辽一边杀,一边大呼自己的名字,他们连杀数十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员将领。他们冲锋的速度极快,转眼杀到孙权的指挥部(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完全没有料到,他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办,跟前有一个土堆,可能是一处坟堆(高冢),孙权顾不了那么多,抱着一把长戟就上了土堆。张辽站在土堆下,高喊让孙权下来一战。孙权不敢动,这时孙权手下诸将杀了过来,将张辽围住。

张辽率身边数十人又往外面杀,刚杀出重围,听见后面有人求救,回头看是自己带来的人里有被孙吴士兵围住不能脱身的,张辽于是又往回杀,所向披靡,敌人没人敢挡。张辽顺利地将被围的士兵解救出来。

这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张辽就用这八百人在孙权大营里连冲带杀,孙吴军队居然毫无办法,看着他们杀进杀出,孙吴士气大损。

孙吴军队又攻了十多天,被士气高昂的曹军挡在城下无法得手,孙权决定撤兵。

孙吴军队接到命令陆续撤退,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蒋钦、陈武、潘璋等将领留在后面督阵。合肥城外有条淝水,淝水上有一个渡口叫逍遥津,孙权等人正在逍遥津以北等待过河,被远眺敌情的张辽恰好发现。张辽率兵突然杀出,目标直指孙权。

这一击实在太突然了,孙权等人毫无防备,吕蒙和甘宁拼死保护孙权,凌统指挥身边的人架着孙权就走(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把孙权转移到安全地带。凌统返过来再与曹军交战,身边的人一个个战死,他也多处受伤,估计孙权已经脱险,才撤离战场。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死战张辽以掩护孙权,甘宁勇猛异常,不停地引弓射敌,负责鼓吹的士兵大概也伤亡得差不多了,甘宁发现自己一方突然没了声响,还厉声询问,史书称其“壮气毅然”。

甘宁以前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派他跟随黄祖与孙权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射杀了凌统的父亲凌操,从此结下了仇恨。凌统掩护孙权撤退后重新杀回,他跟甘宁默契配合,抵挡住了曹军的猛攻。

据《三国志潘璋传》记载,孙吴的将领陈武力战而死,宋谦、徐盛、甘宁等人负伤。

《献帝春秋》称张辽遇到一个紫色胡须的吴将,上身长、下身短,在马上很善射,张辽问孙吴的降卒这个人是谁,降卒回答是孙权,张辽懊悔不已,赶紧跟乐进急追。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骑马到了逍遥津渡口上的一座桥,这座桥年久失修,桥面已坏,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没有桥板。此时只有他的侍卫长(亲近监)谷利在身边,谷利让孙权握住马鞍稳住身体,他在后面挥鞭以助马势,马使劲腾越,最后跳过了断桥。谷利立下大功,后来被封为都亭侯。

孙权侥幸逃过淝水,遇上部将贺齐率三千人前来接应,孙权才得以脱险。贺齐把孙权迎入大船,摆上酒宴为孙权压惊,席间贺齐落下眼泪,他对孙权说:“人主的安危是大事,今天我们几乎酿成大祸。群臣震怖,像没有天没有地了一样,我将把今天这件事作为终身之诫!”孙权也走下座席,过去替贺齐擦干眼泪(权自前收其泪)。

甘宁等人随后突围而回,其中凌统受伤最重,到淝水边时,桥已被曹军破坏,凌统穿着甲胄潜水渡河。到了孙权的大船上,孙权见了又惊又喜,把凌统留在自己的船上,亲自为他换了衣服,拿出珍藏的“卓氏良药”为凌统疗伤,凌统才得以不死。

逍遥津一役,曹军以七千余人打退孙吴十万人的进攻,两次陷孙权于危难,使孙权损兵折将,创造了战场神话。

经此战后,张辽名气更大,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

后人评论此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在留下的封函里仿佛已经预知了一年后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的指示,他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帐,所以暂时把拒敌方案秘而不宣,他相信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之所以让张辽担任主攻,让李典守城,是因为曹操了解他们的性格,张辽作战勇猛,有狠劲;李典号称“军中长者”,是一员儒将,打起仗来比较冷静,适合守城。

今天的逍遥津旧址在安徽省合肥市老城区的逍遥津公园内,园内还有张辽墓。张辽祖籍并州刺史部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他跟关羽是同乡,关系很好。张辽于黄初三年(222年)病逝于江都,他死后要么就地葬于江都,要么葬于家乡,不大可能葬在合肥,这个张辽墓应该是后人为纪念他而修的衣冠冢。

【八、孙权突然求和】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曹操从汉中回到邺县。五月,进封为魏王。十月,再次起兵远征孙权。十一月,大军到达谯县。

曹操的夫人卞氏以及儿子曹丕随征,曹丕的夫人甄氏因病留在邺县,曹丕十二岁的长子曹睿,以及女儿东乡公主也由祖母卞氏带着随征。

大军到达合肥后进行了短暂休整,曹操听张辽等人汇报了合肥之战的经过。据《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曹操还专门察看了张辽大败孙权的逍遥津,并在此叹息很久(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之后,曹操给张辽所部增加了人马,让他移屯于居巢(今安徽桐城南)。

次年正月,曹操也到达居巢,这里在濡须口的上游,距濡须口有一二百里,距皖县近在咫尺。

曹操的想法是先不急于攻打濡须口,先夺回江北的战略要地皖县,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彻底拔掉濡须口这颗钉子。

但不凑巧的是,这时军中又发生了瘟疫。据《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曹操任命的兖州刺史司马朗亲自到军中慰问得病的士卒,亲自问医送药(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结果自己不幸染病,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八达”之首。

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其波及范围包括整个北方以及长江流域,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家家都饱尝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全家都病死,甚至整族灭绝。有人认为是鬼神在兴风作浪,但是罹患此难的,多是穿粗布衣服、吃草食的人家的孩子,而身居高庭大院、整天锦衣肉食之家,死的却比较少。这是自然阴阳二气失调而发生的瘟疫,哪里是什么鬼神?愚昧的人插起桃符来驱鬼,真的可笑。”

而据曹丕的《又与吴质书》记载,徐干、陈琳、应、刘桢都死于这场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粲也死于这次行军途中,据推测也与这场瘟疫有关。

建安七子几乎同时死去了五个,这场大瘟疫对文学事业造成了重创。

被重创的还有曹操的伐吴大业,因为有上次赤壁之战的教训,他深知军中流行疾病会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有了撤兵的想法。

这时候,孙权突然派都尉徐详来请降,正好给了曹操一个台阶,曹操决定回师。

在战事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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