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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而起的古罗马帝国对古希腊文明作了“破坏性的继承”，其对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从公元2～6世纪，罗马法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公元534年由东罗马帝国国王查士丁尼主持编撰完成并颁布施行的《民法大全》，对西方文明的影响被认为仅次于《圣经》，其基本思想和原则已融入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该法典的诸多条款对公正、平等、自由等契约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自古罗马以来，统一的王权以及统一的行政、司法体系并没有长期存在，整个帝国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的权威政治。基于部落间实力的平均和游牧地域不确定的特性，逐渐产生了以“约”来制约双方行为的制度与传统。基督教的产生与传播，使这一制度形成了文化，一种以“约”来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在经济方面，每个城邦、庄园不可能独立满足自身的所有生活需求，于是就有了交易，于是就有了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政治的相对平衡和实力的相对平均，使私人之间的交换行为变得较为容易。商品经济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通过“合同”这种契约的具体表现形式来实现，又通过法律这种对契约的概括得以维护。

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有一个著名的“在胸口割一磅肉”的契约，就是西方社会早期契约文化的一个经典。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商船沉海，彻底破产，无法及时偿还犹太商人夏洛克以前借给他的钱。按照此前他与夏洛克签署的商业借贷合同，夏洛克有权索取他“心脏部位的一磅肉”——就是要他的命。这是一份很残忍的商业合同，在现代法律中这种伤害当事人的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时的威尼斯城邦的法律还没有有关禁止这种“野蛮合同”的条文。城邦的最高权力者——威尼斯公爵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统治者，而安东尼奥先生是该城邦的一个著名商人和慈善家。所以安东尼奥的伙伴就安慰这位倒霉的朋友：公爵是不会支持夏洛克这种残忍的处罚的。安东尼奥尽管知道履行契约会送命，但是他仍然选择履行契约。他说：“公爵不能变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依赖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要是剥夺了异邦人应享有的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契约精神产生重大怀疑。”

正是这种早期的契约文化，促使了西方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也造就了日后繁荣的市场经济时代。

真正的、完整的契约文明则是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理性阶段，它是近代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特征上，契约文明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即契约原则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上，契约文明表现为交换正义，即以个*利为本位，强调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在制度保障上，法治秩序是契约文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机制。

在商品社会，商品用于“交换”，而交换遵循自由，依赖平等。商品经济最基本的规则是自由竞争。因此，围绕商品和商品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支持系统是自由和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没有自由和平等就无所谓商品和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发展表明，人性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政治的*、体制的宽松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正义取向，既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客观的保障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商业社会的基因。越是尊重契约精神的社会，其文明程度也就越高，其社会发展也就越有秩序和效率。

在当代，进一步强调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要求。从契约理论发展史来看，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市民社会就是契约社会。市民社会正是依靠各种形式的契约，来规范各个交往主体的行为，从此实现经济活动的理性与公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契约已经广泛地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经济秩序的基础。大到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世界贸易中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小到市民社会的需求与满足、经济或经营主体的发展与运行，契约精神被公认为最能反映自由、公平和效率的时代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追求诚信、自主和公正的愿望，维护契约双方的基本利益。

契约精神被公认为最能反映自由、公平和效率的时代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追求诚信、自主和公正的愿望，维护契约双方的基本利益。　。　想看书来

田忌赛马：破坏规则还是智慧谋略？

《史记》中有一个田忌和齐威王赛马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赛马是最受齐国贵族喜爱的娱乐项目。上至国王，下到大臣，常常以赛马取乐，并以重金赌输赢。齐国的大将军田忌也经常与国王以及其他大臣以此为乐，但田忌的运气太差，屡赌屡输。恰在此时，齐国使臣将后来名动天下的军事家孙膑引见给田忌。孙膑本来在魏国做官，因为受到同僚的*，被齐国使臣救出后，到达齐国国都。田忌向孙膑请教兵法。孙膑讲了三天三夜。田忌特别佩服，将孙膑待为贵宾。孙膑对田忌也很感激，经常为他献计献策。赛马这种游戏对谋略家孙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当又一次赛马时，孙膑随田忌来到赛马场，满朝文武官员和城里的平民也都来看热闹。孙膑了解到，大家的马按奔跑速度分为上中下三等，等次不同装饰也不同；各家的马依等次比赛，比赛为三赛两胜制。孙膑仔细观察后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相差并不远，只是策略运用不当，以致失败。孙膑告诉田忌，自己有办法让他获胜。田忌随即以千金作赌注约请国王与他赛马。国王在赛马中从没输过，所以欣然答应了田忌的邀请。比赛中，田忌按照孙膑的主意，第一场用上等马鞍将下等马装饰起来，冒充上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比赛，结果田忌的马远远落在国王的马后面。第二场按照孙膑的安排，田忌用自己的上等马与国王的中等马比赛，在一片喝彩中，田忌的马冲到齐王的马前面，赢了第二场。在关键的第三场，田忌的中等马和国王的下等马比赛，田忌的马又一次冲到国王的马前面，结果二比一，田忌赢了国王。

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处在诸侯割据的状态，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处于战火中的各国，使用孙膑这样的谋略对付敌国，当然无可厚非，所以，类似孙膑这样的“兵学”大行其道并不足为奇。《孙子兵法》十三篇，开宗明义“兵者，诡道也”。曹操注释为“以诡诈为道”，可谓得其精髓。在兵家看来，蔑视一切规则就是规则。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很少见到电影《角斗士》中那种方阵对方阵、投枪对投枪、短剑对短剑地认真拼杀。大多是几个宽袍大袖、手摇鹅毛扇的人在中军帐里谈笑风生，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一场大战役就搞定了。

然而，蔑视规则的习惯，从兵家辐射到了其他领域，就不值得称道。在中国，田忌赛马的故事，从来都是作为智慧的典范来传颂，为田忌出谋划策的孙膑更是拥有众多的“粉丝”，而很少有人批评田忌破坏了规则。这些“粉丝”们对以下两点津津乐道：一是田忌从破坏规则中获得了利益；二是孙膑的安排是一种谋略、一种智慧。因而田忌破坏规则的做法往往会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这正是中国人缺失契约精神的表现。规则之用，在于遵守，而不在于破坏。破坏规则虽然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结局却往往并不美妙。用破坏规则的方法取胜，这样的胜利难以服人。虽然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越是竞争激烈越要遵守规则，否则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如果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试图通过破坏竞争规则来取得利益，整个社会就会倒退为原始的丛林状态。

中国是一个以谋略著称于世的国家。从田忌赛马的故事受到全民追捧便可以看出，谋略已经成为一些人“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忌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对游戏规则破坏的胜利，是阴谋家的胜利。如果纵容这种胜利，就必然要引出一大批效尤者。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遵守规则，可以抛弃道德规范，甚至不惜采取卑鄙的阴谋，以致小人大行其道，社会陷阱处处，正直和诚实受到贬斥，狡猾和奸诈却受到赞扬和追棒。“厚黑学”在社会中的盛行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请问各位：你们内心深处真的那么喜欢厚黑吗？

从管理学的层面上来看，田忌和齐威王之间的赛马应该是一种完全信息下的竞争，而不应该存在信息的隐瞒。双方应该遵守惯例，或在潜意识中形成一个规则，以防止相互之间的猜疑。如果其中的一方或双方不遵守规则，相互揣测，把对方的行为看作是自己选择行为的依据，不断调整自己的出马顺序，赛事就无法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竞争都是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进行的竞争。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违背法律，接受道德的约束。田忌在这场赛马的游戏中，扮演了不正当的角色，其竞争行为违反了惯例游戏规则，也违背了道德约束，是不讲信用的行为。孙膑作为田忌集团的一名员工，用不光彩的手段帮助他的老板赢得胜利，无可厚非。而作为管理者的田忌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件事，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事后田忌奖励孙膑，就表明田忌赞许这种行为。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效应，使田忌集团形成这样一种集团文化：为达到理性的目的，可以选择不合规则的手段。长此以往，田忌集团的每一位员工都会游离于规则之外去做事。其后果是没有人愿意和田忌集团合作，田忌集团也就只能走向孤立和破产。

至此，在社会交往中我们是应该选择破坏游戏规则，还是选择遵循游戏规则、讲诚信，答案显而易见。我想，田忌和齐威王赛马后，再也没有人愿意和田忌赛马了。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田忌的方法和别人比赛，更不要选择田忌这样的对手比赛。

中国决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决不缺少各类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地执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兽首竞拍：是毁约还是爱国？（1）

2008年10月，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佳士得宣布，将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

圆明园兽首铜像又称十二生肖铜兽首，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由欧洲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清一色的红铜铸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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