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巴纳德的父母住在一幢极其狭小的平房里,这样的房子那里大概有五十幢,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建筑商在小镇的边缘地带匆匆建成的。小镇的名字叫兰达尔诺。巴纳德先生是个矮胖子,年纪大概在五十五岁上下,他一脸困惑,看到我们向他家走来,就站在门口等我们。
“进来吧,先生们。”他说。
凯尔西警督主动介绍说:
“这位是苏格兰场的克罗姆警督,先生。”他说,“他是来帮我们破案的。”
“苏格兰场?”巴纳德先生满怀希望地说,“太好了。那个杀人的恶棍就该坐牢。我可怜的女儿——”他的脸因突然流露的悲伤变了形。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也是从伦敦来的,还有——”
“黑斯廷斯上尉。”波洛说。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巴纳德先生木然地说,“快进屋吧。我不知道我可怜的太太能不能见你们。她太难过了。”
然而,当我们在这幢平房的客厅里坐定时,巴纳德太太还是露面了。显然,她大哭过,眼圈发红,脚步摇晃,一副受到沉重打击的样子。
“哎呀,好了。”巴纳德先生说,“你确定没事吗?”
他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把她拉到一把椅子前坐下。
“警长人很好,”巴纳德先生说,“通知我们这个消息后,他说,等我们的情绪恢复过来以后,他再来问别的问题。”
“太残忍了,哦,太残忍了。”巴纳德太太眼泪汪汪地喊道,“这是世上最残忍的事。”
她的语调有点儿像吟唱,我原以为是外国口音,直到我想起门上的名字,才意识到,她的某些发音实际上证明了她原籍威尔士。
“是很痛苦,夫人,我知道。”克罗姆警督说,“我们非常同情你,但我们想了解所有的事实,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有道理。”巴纳德先生边说边点头表示赞同。
“我了解到,你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她和你们住在一起,在姜黄猫咖啡馆上班,对吗?”
“是这样的。”
“这座房子是新建的吧?你们以前住在哪儿?”
“我以前在肯宁顿做五金生意。两年前退休了。一直想住到海边来。”
“你有两个女儿?”
“是的。我的大女儿在伦敦做职员。”
“昨天晚上你女儿没回家,你们是不是很担心?”
“我们不知道她一夜没回来。”巴纳德太太泪盈盈地说,“我和她爸爸有早睡的习惯,九点钟我们就上床休息了。直到警察来了,我们才知道贝蒂昨天晚上没回家,他们说,说……”
她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你女儿经常很晚才回家吗?”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经常是这样。警督,”巴纳德说,“她们都很独立。夏天的晚上她们不会着急回家的。贝蒂也一样,通常她十一点钟到家。”
“她怎么进门?你们给她留门吗?”
“钥匙就放在门垫下面——我们一直这么做。”
“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的女儿已经订婚了。”
“现在人们不用这么正式的说法了。”巴纳德先生说。
“那个小伙子叫唐纳德·弗雷泽,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他,”巴纳德太太说,“可怜的孩子,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难过。不知道他听说了没有?”
“我听说他在考特—布伦斯基尔公司工作?”
“是的。做房地产经纪人。”
“你女儿晚上下班后,他们经常见面吗?”
“不是每天晚上都见面,一个星期差不多见一两次吧。”
“你知道她昨天晚上要去见他吗?”
“她没说。贝蒂向来不怎么说她做什么,要去哪儿。但她是个好姑娘,贝蒂是个好孩子。哦,我不敢相信——”
巴纳德太太又开始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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