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我感觉到了轻微的偏头疼和恶心。那种痛苦的感觉大约是我在上一次旅途中曾经体验过的14。我只吐了两次,也许是因为这一次的航程更短。此生,我第一次害怕自己会病倒。我昨夜几乎没有合眼,思绪飞速运转着,满脑子闪过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在我思索自己的身体可能出了什么状况时,我的一位熟人——另一位投资家——正在享用昂贵的去壳水煮蛋。
美味下肚之后,他把话题转移到了手头的事情上来,一家前途远大、即将主宰新世界的公司(这是他的原话)。
“轨道殖民地?”
“不止如此。我们谈论的是小行星矿业,度假地点——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地产。”他俯身过来,“而且我们想创造多少,就创造多少。”
他飞快地列出了另外6种潜在的商业模式,如同为资本家们献上了一桌充满诱惑力的自助餐,然后等待着,看我会为哪个诱饵上钩。
偏头疼又来了,每过一秒头就会微微悸动一下,仿佛有人正在我的脑袋里创作一部交响乐,弹奏着令人疼痛的和弦。
我闭上双眼嘟囔了一句:“这好像不属于我的领域。”
“有消息说,你正在寻找路子扩展业务。”他又靠近了一些,“这个项目够不一样吧?”
我伸手示意服务员,要了一杯咖啡。也许这会管用。
“这很有趣。”我答道,试图在说话的时候隐藏自己的痛苦,“但我寻求的是……使我的公司的影响力发生改变。我也不清楚,但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事情。”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尼克,不要连你也变成这个样子。整个世界都疯了。”
在和我一起吃早餐的这位同伴看来,世界上大笔财富的消失以及不义之财综合征的流行将意味着西方世界的毁灭。
“你想要社会影响,尼克?想想这个吧:这个星球上曾经发生过5次大规模的灭绝事件。光明永远消失不是假设问题,而是时间问题。”他又往嘴里丢了一块鸡蛋,“我们得离开这个地球。”
“人类的幸存怎么就成了伟大的事业了呢?”
在乘车前往奥利弗·诺顿·肖家的路上,我的电话响了。是尤尔·谭打来的。这里的时间是上午9点43分,也就是旧金山的6点43分。
在我的世界里,这么早就打来电话是件十分罕见的事情。创始人通常起得很晚,睡得也很晚。而投资人则一整个早上都在阅读文章、发送电子邮件,或是和拥有扭曲世界观的熟人一起吃早餐。
我按下了接听键。“尼克·斯通。”
“斯通先生……”在会面中,我曾经几次让尤尔称我为尼克,但我感觉我们此刻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谈。他的声音很紧张,有些焦虑,与我们见面时的沉着镇静完全不一样。“我,欸,我以为这通电话会被转接到你的语音信箱。”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挂上电话,让你再打过来。”
他没有笑。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蔓延开来,我希望我刚才没有开过这种玩笑。
“我一直在想和你有关的事情。我们也许在哪里见过面,我无法停止思考。”他咳嗽起来,“睡不着觉。”
沉默。通常到了这个时候,我会礼貌地挂断电话,立即拨通某些人的号码,安排他们申请限制令,并确保家里的警报器还有效。
然而,我却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挪了挪身体,背着司机转过脸去。“是的……我也在想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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