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外务省。
外相陆奥宗光给汉城的大鸟发电报:“停止登陆碍难照准。”开战之事,已写进日程表,不能更改。
陆奥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说:
该公使(大鸟)频向政府来电,意谓目前阶段派如此众多兵员来朝鲜,使朝鲜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国人,抱无谓之疑团,在外交上实非上策。然而,视我国之内情,业已形成骑虎之势,中途不能改变既定兵员数。而且,综观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谲诈权变之策,最后将如何欺我,均难预卜。
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后来日本的大陆政策的主要模式,但这时还不是那样,起码大鸟公使是个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强硬派,他们责难大鸟的软弱无能。
接到外相复电,大鸟再一次发电报说:
让过多士兵登陆,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议。务请命令本使认为多余的士兵全部撤至对马待命。希与陆军大臣商议后,训令大岛(旅团长)执行。
“大鸟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陆奥把电文反复读了多次,自言自语。
在朝鲜,欧美外交团及侨民如何看待日本,陆奥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谁都更为担心。
进驻汉城的日军,不管军纪多么严格,不管行动多么稳当,军人毕竟是军人,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军两千人登陆,用陆奥的话说,外国官吏及商民等“不拘表面上如何,内心里仍然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相信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据朝鲜国王的请求”。这确是实情。
陆奥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把朝鲜当作一个独立国,两国间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却不为外国所详知。
谁都认为朝鲜国王或朝鲜政府绝不会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认为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而来的。
他们(外交团与侨民)不问我国政府出兵之名义及其真意如何,错误地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风波,利用时机,企图侵略朝鲜。因之,他们对中国比对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欧美驻朝鲜的外交官、领事官,将他们的推测分别报给本国政府。至于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乱想,向本国报界宣扬。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将触动欧美各强国之感情。
陆奥在《蹇蹇录》中已经承认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鸟公使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在该书中,陆奥还写道:“大鸟公使所请,虽极稳妥,但……”
陆奥承认大鸟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目前正处于骑虎之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也不断接到日本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
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做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据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天津和北京的电报说:“盛传中国为往朝鲜增援,正在动员军队。”
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露出了微笑。
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对第五师团进行动员,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一千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士兵;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士兵,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干净,则全数撤走。
然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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