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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1页)

“壬午军乱”以后,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可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曾经当过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来转为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诗人、外交官黄遵宪的“联日政策”。他认为,在列强之中有可能对朝鲜大肆入侵的只有沙皇俄国,为了抑制沙俄南下寻求不冻港,清政府应当联合日本。

另一派是吴长庆的幕僚长张謇主张的积极政策。他认为,忽视日本是错误的,日本同沙皇俄国一样,有侵略朝鲜的可能性,所以不要依靠日本。清政府自身应当尽一切力量,采取保护朝鲜的政策。

然而,除了政策论点之外,还有政治力学从中左右。

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立于国政之巅,但他觉得地位并不牢固,时刻提防着出现打倒自己的势力。他以淮军的武力为政治背景,被公认为淮军总帅,但他却最防备淮军系统中的实力人物,如代行其职务的张树声、开赴朝鲜的吴长庆等。

张謇对朝鲜的积极策略,一般称为“朝鲜善后六策”。他对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抱有希望,认为他会把“朝鲜善后六策”上奏朝廷。当时朝廷的最高权力者是西太后。

然而,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报到天津时,正值李鸿章的百日守制结束,北洋大臣的大权又回到他手中。“政治、外交是现实,这种进言不过是无视现实的书生饶舌而已。”于是,李鸿章把它扣压了。对于下级的献策,是否上奏西太后,他有权裁夺。然而,不知何时,出现了“李鸿章扣压有关朝鲜的极佳献策”的流言,并且,“朝鲜善后六策”的具体内容也传开了。

本已扣压的奏章,为什么能流传?

“去调查一下那个书生的呓语是从哪里泄露的,谁泄露的!”李鸿章命令左右。为维护手中的权力,他惯于使用谍报人员。果然,伸向四处的情报网很快就查到了出处。

代行北洋大臣职务的张树声有个儿子,名叫张华奎,他出于青年人的忧国心和好奇心,把从朝鲜呈报给父亲的表章抄录下来。这是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人联名呈报的。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他的“朝鲜善后六策”,自然要以吴长庆的名义呈报。呈文报来不久,张树声便交卸了代理北洋大臣的职务,所有奏章都移交给李鸿章。在此之前,张华奎已经抄录了“六策”。

这样重要的表章,当然要按绝密件处理,一旦外泄,关系重大。可是,张华奎悄悄地把它给几个抱有同感的青年看了。这些青年都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关心国事,同当局要人也很亲密。他们不知道表章被扣压,以为像“六策”这样出色的策论,当然会被朝廷所采纳。

“那篇‘朝鲜善后六策’,朝廷怎么研究的?有什么结论?”某个青年向军机处的军机章京询问此事,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秘书,由于工作关系,知道许多朝廷最高机密。

“什么?‘朝鲜善后六策’?从未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当然军机处也没讨论过。到底是个什么策论?”军机章京反问起询问者来。

青年这才发觉它被扣压了,心里愤愤不平,暗暗骂了一句。但是,他得知“朝鲜善后六策”的途径并不是合法的,所以不敢声张。一旦声张出去,盗抄朝廷机密文书的张华奎必将遭杀身之祸。他只能悄悄地告诉靠得住的密友,而被告知的人不可能存在心里默不作声,又向信得过的好友偷偷耳语。

就这样传来传去,李鸿章把“名论”扣压不报的事几乎半公开了。后来,有个硬骨头索性向西太后写了密奏:“有关外交事,李鸿章不可信任。朝鲜诸事,请皇上亲自裁夺。”

这封密奏也被李鸿章截下。

“原来是想把我整下台……”李鸿章这样认为,于是把张树声和吴长庆两人当作政敌,耿耿于怀。

马建忠是李鸿章阵营里的人,他与黄遵宪交往密切,受其影响,也倾向于“联日政策”。

书生之论!这是李鸿章下的简单结论。他也知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是比较理想的。正因为采取了积极出兵的策略,才使日本收回了割让领土和矿山权的要求。可能的话,他倒也想采纳积极政策,但是,这必须用武力做后盾。

李鸿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最了解清军的现状。他可说是现今这支清军的创始者,比谁都清楚这支军队不具备国际的作战水平。

太平天国兴起之前,清军的腐败已达到顶点,让装备不全的太平军追得团团转,是一支只知道败退的军队。社会对清军的评价是:兵即流氓。这样的军队,在团练的基础上得以复苏,成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经过手术,确把最恶化的患处割掉了,然而,体质依然没有改变,仍在腐败。这一点,堪称清军之父的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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