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利娅（第1页）

过了三个礼拜低气压的郁闷日子后，我终于让露丝·梅起了床。我只是说了句：“露丝·梅，宝贝，起床吧。我们去外面随便走走。”对母亲我就没什么辙了。但我花了很多时间照料露丝·梅，我觉得现在我应该知道什么对她有益。她需要有东西让她发号施令。那时候，我们的宠物大多都逃了，要不就被吃了，像玛土撒拉那样。但刚果还有很多上帝的造物，可以让我们玩得开心。我带露丝·梅去外面晒太阳。但不管去哪儿，她都会瘫下来，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只被机器压过的袜子猴玩偶。

“你觉得小斯图尔特去哪儿了？”我问她。我提起那个名字只是想让她高兴，并以此来承认那是她的小獴獴。她没把它抓住并关起来，或者说也没有特意照料过它，而且小斯图尔特的名字不过是取自故事书里一只虚构的动物，也就是一只老鼠的名字而已，但我无法否认它整天都围着她转。

“它跑掉了。我也不在乎。”

“看这儿，露丝·梅。蚁狮。”

不像去年的这时候是雨季，现在是漫长而又奇异的旱季，软软的尘土铺展在我们的院子里，呈现出一大块一大块的白色。院子里到处可见一小撮一小撮凹下去的漏斗形陷阱，蚁狮就藏身在底部，等待着可怜的昆虫落入，被吞噬掉。我们从来没亲眼见过蚁狮，只见过它们那些很难看的自制工事。为了让露丝·梅开心起来，我告诉她它们看上去就像狮子，有六条腿，个子很大，像她的左手那么大。我其实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但鉴于刚果生物的普遍形态，那种体格应该还是有可能的。露丝·梅还没生病的时候，认为她只要趴在地上唱着歌，就能把它们诱出来：“坏虫子，坏虫子，快从洞里跑出来！”有时她可以唱一整个下午，即便根本不管用。露丝·梅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认死理。然而现在我这么跟她提议了，她反倒只是歪着脑袋，根本提不起兴致。

“我太热，唱不动歌了。反正它们也不会出来的。”

我决定给她来点激将法。如果我无法在露丝·梅的心中发现任何火花，恐怕我会陷入恐慌，或者哭泣。

“嘿，看这个。”我说。我发现一列蚂蚁正沿着树干往上爬，便从那队列里拈出几只。那些可怜的蚂蚁运气太糟，被挑出来的时候正和兄弟们忙着自己的事呢。就算蚂蚁有自己的生活，我还是没怎么细想就蹲下来，把半个身子已被我的手指捏扁的蚂蚁扔进了蚁狮的陷阱。从前有人把基督徒送去喂狮子，如今这句话成为艾达爱用的讽刺，意指我成心把她留在那条路上让她被吃掉。但艾达并不比一只蚂蚁更像基督徒。

我们蹲在洞口，等着。蚂蚁在软软的沙地陷阱里挣扎着，直到一对钳子突然伸过来，把它们攫住，尘埃轻轻扬起，它们被拖到沙土之下。完了，就这么回事。

“别再这么干了，利娅。”露丝·梅说，“蚂蚁又不坏。”

我觉得尴尬，竟然被自己的小妹妹教训起对待昆虫的道德来了。通常，残忍的行为能激发出露丝·梅的无限热情，而我想尽办法只是为了让她振作起来。

“好吧，就算是坏虫子也得吃饭呀。”我指出这一点，“每样动物都得吃东西。”我想，就算狮子也是这样的呀。

我拉起露丝·梅，替她掸去颊上的灰尘。“坐到秋千上去吧，我来给你梳辫子。”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屁股兜里揣着一把梳子，就是想给露丝·梅梳梳头发。“等我给你编好辫子以后，就给你推一会儿秋千，好吗？”

不管玩什么，露丝·梅似乎都没多大兴趣。我让她坐上的秋千，是内尔森用从河岸边找来的抹了油的粗绳子帮我们挂上做成的。秋千座是一个装过棕榈油的长方形旧油桶。村里的孩子都会来玩我们家的秋千。我把梳子上的灰尘抖落，开始把露丝·梅一块块打结的黄色头发捋顺。这么做很难不把她弄疼，但她连哼都不曾哼一声，我觉得这是个坏兆头。

从眼角的余光，我瞥见阿纳托尔站在我们家院子边上的甘蔗丛里，身子几乎被掩住一半。他不是在砍甘蔗，他不嚼那玩意儿——我觉得他对自己坚固的大白牙和门牙之间的小牙缝颇为自负。但他就那么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想他说不定看见我捉蚂蚁喂蚁狮了，一下子臊得脸上绯红了起来。这似乎很孩子气。青天白日之下，我们在基兰加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很幼稚。包括父亲走在河岸边自说自话，母亲衣衫不整地晃来晃去，都很幼稚。给露丝·梅梳头发似乎至少有点母性的味道，而且也很符合现实需要，我便专注在这上面。我不由自主想象出一幅画面，父亲抡着黝黑的臂膀从河里摸出鱼来，母亲挺着黑黢黢的大乳房用木杵猛捶木薯。然后，习惯使然，我会背诵忏悔诗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但我并不确定自己的所想究竟犯了哪条戒律——尊敬父母，还是不要觊觎邻人的父母？还是更笼统，要忠实于自己的种族？

阿纳托尔开始朝我们走来。我挥了挥手，对他说：“姆博蒂，阿纳托尔！”

“姆博蒂，贝埃内－贝埃内。”他说。他给我和姐妹们都取了特定的名字，不是其他人喜欢用的那些侮辱性的词语，比如白蚁，或本杜卡，那是艾达的名字，意思是拐着腿走路的人。阿纳托尔不愿告诉我们他取的那些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揉了揉露丝·梅的脑袋，以刚果人的方式和我握了握手，就是握手时用左手抚着右臂。父亲说这种传统是表明他们没藏任何武器。

“有什么新闻吗，先生？”我问阿纳托尔。父亲总是这么问他。尽管第一次家庭晚餐的状况极其糟糕，父亲还是相当倚赖阿纳托尔，甚至还有点神经质地期待着他的造访，我是这么觉得的。阿纳托尔总是知道外面世界——至少是基兰加之外的重大新闻，让我们很是惊讶。我们不确定他是从哪儿听来这些消息的，但最后都得到了证实。

“一大堆新闻。”他说，“不过，首先，我给你们带了一只装在布袋里的猪①。”

我就喜欢听阿纳托尔讲英语。他的发音有点英国腔，挺优雅的。“先”说成“显”，“带”说成“逮”。但他每个音节都重读，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刚果腔——一只装在布袋里的猪——好像没有哪个字愿意统领这整个句子的音韵顿挫。

“包袱。”我说，“母亲说‘千万别买包袱里的猪’，就是叫我们别瞎买东西。不过我猜包袱就是布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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