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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找到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徐大雄老师,和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徐老师比较同情我,主动去找研究处的老师,帮我开了绿灯。虽然他只是一句话,却帮了我很大的忙。2008年6月5日是他的八十大寿,北邮为他办生日宴会,我去作了演讲,并为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古语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这一点报答和涌泉相去甚远,只是表达对老师的一份感恩之心。

教育部门口站出留学机会(3)

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阶段什么都没学到(如同我大学前三年那样),只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性格变好。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性格是一种习惯,只要坚持改,就一定能改变。

很久之后,当我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时,我格外珍惜对这份权力的使用。很多经我之手被面试的年轻人都知道,只要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绝不会吝惜。我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我就是那个站在门后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是多么希望为他们将那扇门多打开一些,让他们安然进到那个更广阔的世界。

眼下,我还得自己去推我那扇门。从时间上来说,出国审批的期限已过,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拿着北广开具的介绍信,来到###出国司。一位姓李的副司长一边看着介绍信,一边听我用战战兢兢的声调讲述事情的原委。听完后他把介绍信扔进抽屉里,让我回学校去等消息。等了几天,当然不会有任何消息。我再一次跑了去,李司长说审批工作早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你回家吧,他说。

我该怎么办?从###骑车回住处的路上,我止不住地胡思乱想。给邓小平写信,还是去###静坐?一个个荒谬又可笑的念头,像路旁的电线杆子从我眼前一闪而过,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门路……那我还有什么?时间。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每日准时到###去上班。8点上班我7点半就到了###门口,看见李司长走来,我就说:“李司长,早上好!”到了中午吃饭的光景,我还在门口等着,我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了?”李司长吃好饭回来,我又说:“您吃好饭了?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下班的时候,看见李司长出来,我又说:“您下班了?走好。”

到了第四天早上,李司长终于对我开口说话了:“你是谁?为什么天天来叫我的名字?”我急忙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没有被他批准出国的学生。他说:“哦,知道了。”中午他出来吃完饭回办公室,我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跟他打招呼。他让我去他办公室,在那里他对我说:“我们看了一下你的资料,各方面不错。不过时间晚了。但你可以去广播学院、邮电学院补一些资料,补来后我们再考虑是否给你出国名额。”

我立刻回去将该要的资料都拿来了。我知道李司长需要的不是这些资料,我已经可以出国了。果然,我很快就从北广研究生处接到了###转来的出国审批成功的通知。在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我甚至愿意去###门口再站4天。

感动无价

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无论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将感动表现出来。一个天天陪他上班的人,他一辈子不会忘记,这绝不是给他多少钱能做到的。当别的办法行不通时,感动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

感动是零成本的,它的效果却是无价的。

执著的力量

对一个机会,对一个人,对一份事业,一定要执著。如果当时我没有得到去国外留学的这个机会,也许我的职业生涯就完全改变了。当然,如果你想做神舟飞船的航天员,天天去站国防科工委门口,就会有机会吗?别站,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我说的是:

对那些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机会,最简单的方法是学“唐骏模式”—站在那里就好。人们一定会被这种执著感化的。

2001年9月,当我已是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时,有一次在长春国际教育展上,我又偶遇了李司长。这时的他已是###的副部级巡视员。尽管已经过去17年,但我在人群中依然一眼认出了他。我走上前去,和他愉快地聊起天来。我向他提起当年为出国站在###门口陪他上班的事。

“您还记得那个学生吗?”我问。

李司长说:“记得记得。不过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去哪里了。”

他还颇有些惊讶地问我,是否是当年那个学生的同学。显然,李司长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

。。

来自新干线列车员的震撼(1)

飞越太平洋——我的留学和创业生涯

我创业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不懂管理。当时公司里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技术部门的总监是我,营销部门的总监是我,人事部经理是我,财务部经理也是我……这样就使我变成了公司发展的瓶颈,公司陷入了难以做大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不大,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其中的奥秘就是企业架构的缺失。

来自###列车员的震撼

1985年10月15日,我凌晨4点就起了床。

我23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终于来临。我即将赴日本著名的名古屋大学留学。

小兰、我哥哥和他的女友一起来送我。我们坐上大客车去首都机场。周围100位将和我一起公派赴日留学的学生,以及前来送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兴奋与激动。所有留学生都穿着几乎同样颜色的新西服,行李箱的款式也非常相似,连笑容都相差无几。那情形既有些滑稽,又让人感动得想哭。

1984年春天,通过在###门口的“站岗”,我终于拿到了赴日公派留学的资格。随后,按照###的要求,所有当年的赴日留学生来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强化训练。老师都是日本人,完全按日本的魔鬼式教育法进行授课。一年中,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都是学习时间。一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一天要背200个日语单词,不能间断。这样的学习异常艰苦,但效果甚佳。刚去时我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一年后已经能听懂老师用日语上课。听、说、读、写,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此之前,除了来自电视电影中的一星半点信息,我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报刊阅览室里,可以看到大量最新的日文报纸。和很多同学一样,我最爱看报纸上的广告。那些广告里反映出的日本商业文化之繁荣,不免让我这样的中国学生目眩神迷。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种家用电器的广告。当时中国家庭流行“四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洗衣机。彩电首当其冲,是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在中国,要买到一台上档次的彩电,大约要花4000元,按我父亲每月62元的工资计算,不吃不喝攒上6年时间才买得起。甚至光有钱还不行,还得四处托关系先搞到一张彩电准购证。而在日本,同样的一台彩电,只需花我两个月的奖学金。落差之大,让人咋舌。心中难免因此对日本有了一种别样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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