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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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风波中，最平静的就应该算X军军部了。所有的孩子一口气都考走了（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就算考上中专都是不得了的事，还必须服从分配），整个民兵连都没人了。虽然编制还留着（还得为以后留着），可军代表就都给放回去了，不过这些军代表回去后，位置可就不是原来的位置了，怎么说都是有功之臣，动一下是应该的。

陈兆平是被按照第一自愿录取的，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许多人都想不明白，按照陈兆平的成就，进清华或北大是很简单的事，他这么选了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其实就连陈兆平自己也不明白，只有陈兆军一个人在偷偷的笑。陈兆军知道，要想混得更好、进步更快，进中国人民大学肯定不会错。

于永华和李晓波一个进了南开，一个考上了北大。反正都够他们父母牛逼的了。

大哥上大学以后，陈兆军觉得有点不知道该给什么了。现在就考虑挣钱？这个时候好像还早了点，再说陈兆军也想不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挣钱的门路来。要知道，现在做生意还属于投机倒把行为，根本就是在严厉打架范围内的，再说就算能做生意，也不是他这么大点的孩子能做的。

还是老老实实在学校混几天再说吧。自从他跟陈兆平、李晓波和于永华整出了03式突击步枪的事一闹，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可陈伟雄却没客气，狠狠的教训了陈兆平一顿。好在陈兆军还占着个年龄小的优势，陈伟雄刚抬手想打他就被张桂梅给拦下了。这让没处发泄的陈伟雄又在陈兆平的屁股上多抽了两皮带。不过这下陈兆军也没落个好，两位家长联合下令，要是再敢逃学整名堂，就把他的腿给打断了。陈兆军倒是不相信陈伟雄真的会打断他的腿，都是他绝对相信，要是再整出点什么事来，陈伟雄的皮带就不会客气了。

没办法，陈兆军只能每天背起个书包，装上几个大本头，躲到课堂里偷偷的看。其实也不能说偷偷的。学校的来说都知道，陈参谋长的孩子太聪明了，小学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必要学，现在坐在这里，不过是打发时间罢了，所以不管陈兆军上课干什么，老师都当没看见。

“陈兆军，咱们下课斗烟纸吧？”坐在陈兆军边上的是后勤部油料处处长家的老四刘骏。因为是老儿子的缘故，再加上他上面三个都是姐姐，所以父母非常宠着，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他，整个一个小胖子。

“斗什么烟纸？我不想玩。”陈兆军很不耐烦玩这些幼稚的东西，所以一般都不跟他们一起玩，也玩不到一起去。

刘骏因为太胖的缘故，一般的孩子都不愿跟他玩，嫌他不灵活跑不快。其实当时的孩子可以玩的东西很贫乏，一般也就是玩一下斗技（单膝盘起，双方对撞），要不就是骑马打仗。你想，这么一个小胖子，他跳得起来么？再说了，要是背起他玩骑马打仗，不用打就给压倒了，所以没什么人跟他玩，平时他也挺单调的。

“没事，咱们就玩一下好了，你是不是没有烟纸，要不我先借给你，我家里集了很多，什么烟纸都有！”这是刘骏骄傲的地方。家里就他一个男孩，几个姐姐和父母亲都知道由于孩子长得太胖很少有朋友跟他玩，所以对于他收集烟纸的事都挺上心，帮他收集了不少的烟纸。

陈兆军一下还没有注意：“我根本就不会玩斗烟纸，再说要那个给什么？”

“别呀，来，我给你看一看我收集的烟纸。”刘骏显得有些神秘的拿出一本挺厚的书来，翻开给陈兆军看。

当刘骏翻开了他的书以后，陈兆军整个人呆住了。天哪！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收集呢？虽然原来的他根本没有收集什么东西的习惯（也收集不起），可不意味着他不知道。文革好啊！好东西多啊！，文革的邮票，文革的粮票，文革的**像章，还有文革的语录本。文革的好东西多了去了，关键还是收集。

陈兆军差一点就晕过去了，要不是小胖子刘骏今天给他看了收集的烟纸，他都把这事给忘到脑袋后面去了。要知道，再过一、两年，中央下文彻底否定文革以后，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文物了。那可都是钱呐！……

小胖子到底没跟陈兆军斗成烟纸，不过他同样很开心，因为全班成绩最好的，陈参谋长的儿子陈兆军跟他成了朋友，不但承诺帮他收集烟纸，还帮他收集子弹壳！别的东西好说，可是子弹壳在部队的孩子看来，应该是最好的东西了。更不要说陈兆军手里还有独一无二的卡宾枪的子弹壳。

刘骏高兴坏了，他开始开足马力，到处帮陈兆军收集起邮票、**像章、各种另类的语录本，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各种票证。所以的这些东西，只要交到陈兆军的手上，马上就会换到许多漂亮的烟纸和子弹壳。

很快，几乎整个军部的孩子都知道了可以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陈兆军换东西。

为了存放这些东西，陈兆军不得不准备了几个放了防潮袋的箱子……

渐渐的，一些到陈参谋长家的干部也知道了陈兆军正在疯狂的收集着这些东西，大家都开始留心起来。每天三大部的收发室里，文书看见有些漂亮少见邮票的信件的时候，就会留心了。等收信的人来取信的时候，一般的，只要说是想把邮票留给陈参谋长的孩子，正常情况下都可以帮陈兆军把邮票要下来。

许多年以后，不少人还记得陈兆军小时候疯狂收集这些东西的事。

第二十六章　文字狱

1978年3月，陈兆军正在疯狂的收集着他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与文革和这个时代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

陈兆平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不但感受到了中国最高学府的魅力，更感受到了它的热情。在当过的环境下，已经开始有人敢说一些东西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高等学府。在这里的都是些年青人，有魄力、有朝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信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流血牺牲。这一切，在有中国政治家摇篮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显得更加突出。

初到大学的时候，陈兆平还显得有点束手束脚的，可时间一长，他身上的一些当惯了官的习惯又出来了（好坏当过民兵连长，其实部队的孩子都有一点这些毛病）。由于学了不少哲学理论，加上陈兆军又给他灌输了不少先进的政治思想。陈兆平开始渐渐的喜欢上了与其他同学辩论起来。也许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就是：事实不辩不清、真理不辨不明。我们且不说这句话有太多的唯心的东西。但是最起码，我们的陈兆平同学渐渐的喜欢上了这个。随着辩论的深入，陈兆平开始对当时的一些政治思想有了怀疑。

当初为了给陈兆平上一个保险，陈兆军在家庭辩论的时候，就已经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思想给说了出来，陈兆平当然受益匪浅。毕竟这些说法更合理，也更让人能够接受。进入大学以后，为了在辩论中更好的为自己的理论找到支撑点，陈兆平开始非常系统的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当时中央提出的“两个凡是”的理论似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纯粹的唯心主义的论调。于是，在1978年3月底的时候，一份《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是否科学》的不署名文章就寄到了《光明日报》社。顿时，整个《光明日报》就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一般沸腾了起来。谁都知道，“两个凡是”的说法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提出来了。在那个一切都可以上纲上线的年代，怀疑和批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就等同于反革命，政治后果非常严重。陈兆平也知道这样的后果，别看他敢寄到报社去，可是他还不敢在文章上签名。

陈兆平的这篇文章被迅速转到了当时刚重新组建起来的公安部，定性为反革命言论。为此，公安部专门成了了专案组负责调查此事。

调查组很快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师生都知道，这次公安部来学校是为了调查一件反革命案件的。其它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陈兆平知道，一定是自己的那篇文章惹的祸。这下，他也慌了神了。文革十年的教训告诉每个人，一旦惹上这些麻烦，也许这一辈子就毁了。陈兆平不知道什么时候专案组会找上自己，但是他知道，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毕竟自己最近在学校公开场合说过的一些话正好可以作为证明。

想到这些的时候，陈兆平怕了。他知道，一旦自己出了问题，将连累自己全家人。现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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