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一片历史的青花（第2页）

梁：这让我想起，梁启超有一篇文章，他说，做学问不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为我的兴趣，为学问而学问。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当被问到为什么搞这项研究时，总是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有兴趣。

季：牛顿当年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没有用，也没有什么理由，但是以后成为一项伟大的贡献。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有独到处，有发现就行。如果讲有用，很多学术问题都不用研究，浪费精力。

梁：我想起来了，梁启超的那篇文章叫《学问之趣味》。梁启超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半文半白的文字写得好，后来的纯白话文也写得很好。这篇文章很通俗、生动，道理也讲得好，很适合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读。

季：梁启超和胡适都是学术之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被政治拖住了，很可惜。

梁：胡适被拖得更久。湖南有一本《书屋》杂志，去年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谈胡适在美国当大使，身心都很累。

季：胡当大使对中国抗战有功，他英文好，在美国到处讲演，争取支持。梁启超后来到清华成了四大导师之一。那三位是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位是辅助导师，李济，是研究考古的。

研究工作、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

梁：对一般读者来说，您后来写的回忆录、散文比前期的学术著作影响更大些。

季：这是因为后来年纪大了，住院了，学问做不成了，就只好写回忆。你不知道，做学术研究要用很多很多参考书，不可想象。病了，住在医院里就办不到了。过去，我定下一个研究题目就到北大图书馆，几个楼的书，从头到尾翻一遍，真是竭泽而渔。那时有精力。学问这个东西要心静。我写《糖史》，八十万字，两年，整天在图书馆，真正是风雨无阻。那时眼睛还行，现在戴花镜还看不清，要用放大镜。

梁：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您到台湾访问，一见面，主人就问《糖史》带来没有？您研究古印度、佛教、比较语言学，怎么又研究起糖了？

季：糖这个词在英文叫suga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德文是zuckr，都是从梵文里借过来的。

梁：中文糖的发音和梵文有没有关系？

季：没有。德语、英语、法语、俄语的糖都与梵文中糖的发音相似。梵文音译是“舒而呷拉”，中文的糖与它无关。中国在唐以前就会制糖，但是麦芽糖，不能算糖，甘蔗只能制糖浆。印度当时制蔗糖比中国先进，已会制砂糖。唐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国学习制糖技术，中国正史中有记载的。围绕着制糖技术的学习交流，就是一部中印文化交流史，涉及很多方面。糖的传播经历了很多的周折，后来到明朝，中国的技术又超过了印度，会制白砂糖，这技术又传回到印度。阿拉伯人在其中起了中介的作用。

梁：我数了一下，您在《糖史》里，只整理出来的初唐时中印交通年表就用了十页书。

季：学术就是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株连枝蔓，愈精愈深，愈深愈多。

梁：我又想起一个插曲。您一直研究印度，但直到解放后才有机会去那里考察。您在书中很怀念建国初那次印度、缅甸之行。说大家相处甚洽，有的团员还在此行结为情侣，回国后结婚成家，是谁啊？

季：你可能听说过，一位女歌唱家周晓燕。男的姓袁，后来是上海电影局局长。是我清华同学，比我大两届，想起了，他叫袁俊。那次是新中国第一次组织文化代表团，规模很大，周总理亲自抓，郑振铎任团长，出行6周时间。出国前我们准备了很详细的资料。

梁：我想起，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好像是一个有关古籍整理的座谈会，那时我还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会上谈到善本利用，任继愈先生说规定很严，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才有资格借阅。您带的研究生写论文要用善本，没资格借阅，您就带着他到老北图。您去把书借出来，让他看、抄，您就陪坐在一旁等。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

季：是。研究工作，第一是资料。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要有耐心。

第二次2007年2月28日下午301医院

爱国主义不能一概而论，要加以分析

梁：今天给您带了最近出的一本散文。

季：你的散文很有特点。

梁：这本书是受团中央、教育部委托给大学生编的，叫《爱国的理由》，都是一些著名人物的爱国文章。选文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爱国精神，二是美文，在历史上要有经典作用。当时起书名时，大家在一起讨论，很费了一番工夫。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孩子上大学了，回来老跟他辩论：你们老说爱国，我凭什么爱国？我说就叫爱国的理由，就是要给人讲清理由。

季：关于爱国主义，我曾在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作过一次报告。我讲，爱国主义是好还是坏？有人说只要爱国就是好的。我说不一定。日本侵略中国，日本鬼子喊爱国主义比谁的声音都高，你说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好东西吗？爱国主义不能一概而论。一个国家不侵略他国，讲爱国主义是真的；你去侵略他国，像日本人鼓吹的爱国主义，其实是害国主义，害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

梁：那是狭隘的爱国。

季：只狭隘还不够，是害国主义。真正爱国是反对侵略，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负责。爱国主义应当加以分析。像日本国内的反战派，表面上不爱国，其实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如果顺应了反侵略的民心，日本也不至于栽了那么大跟头。

梁：日本战败后，亚洲各国的侨民大撤退，很多人自杀了。一大批人又流亡到世界各地。秘鲁曾有一个叫藤森的日本裔总统，就是当时日本侨民的后代。您留德十年，正赶上了德国发动的二次大战。您怎么看德国人的爱国主义？

季：当时我们中国留学生很少接触到德国人。一般而言，德国人是科学头脑一流，政治头脑四流，糊涂。我所知道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并不多，也许他们不敢讲。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限于物质，还有精神和谐，这是伟大的思想

季：你看现在地球村越来越小，交通越来越发达，但问题却越来越多：战火纷飞，刀光剑影，生态失调。中国人提倡和谐，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接受的话，全世界就是一个大爱国主义，不侵略别人，当然也不容他人侵略，和谐相处，这个世界还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过去历史上有很多发明创造，比如造纸、印刷术。如果没有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码还要晚几百年。

梁：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有哪些？

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限于物质，还有精神的。和谐，这是伟大的思想。曾借用古人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往圣就是马克思，万事开太平，现在的和谐就是开太平。这种贡献，时间越长，意义就越看得清楚。现在还不行，不到时候。中国人也并不全了解、相信和谐的意义。整个人类有待于发展，向好的方向发展。

梁：您在谈到中西文化交流时曾说过，总有一天会实现世界大同。

季：要很长时间，不是一百年二百年，这是我的想法。有人说共产主义不会实现，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共有，一件新的发明只能少数人有，怎能共有呢？这是歪理。真正到了共产主义，物质、精神都是大家的，不是某一个人的。

大同是人类的前途，不能因为现在人类有不良习惯就失去信心

梁：您怎么看世界大同？

季：大同是人类的前途。现在有两种看法。一是对人类前途抱希望，二是对人类前途不抱希望。我属于抱希望的。不能因为现在人类有不良习惯，就失去信心。要慢慢改，不是一年两年，不要急于求成。我们提出和谐，是给世界人民上大课。但中国人未必都理解和谐的意义。国外也不都理解，特别是美国。世界地缘政治在变化中，近几百年来，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并不是总在一个地方。比如18世纪，在欧洲大陆；19世纪在英国；到了20世纪又在美国。在21世纪，世界的政治中心总不能老在美国吧？风水轮流转，美国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以为自己永远是世界的中心。这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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