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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第1页)

荡从医院里看范敬宜同志回来,第三天就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是很熟的,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那天去看他时,却几乎是相对无言。过去常说的话题,如写作,如社会上的事,如新闻业务,都已无力再谈;而病情,相照不宣,又谁也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我极难过,生离死别,竟是这个样子。又怕他累,说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话,就赶快退了出来。回到家里,就找他过去送我的《敬宜笔记》看。老范从小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又上过教会办的大学,“文革”前让政治风浪打到东北一个农村劳动,改革开放后得以重新回京。论学问是中西合璧,论经历是七上八下,论意志和信念可谓九死而不悔。他曾主持《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两大报纸成绩显著,且人又十分温和善良。每个人总是属于自己的时代,有自己的基因,我想今后中国新闻界这样的人是不多了。

我想到老范可与两个人相比。

一是邓拓。邓是《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在过去的十多任总编中,论学识之富,笔耕之勤,当数邓、范。新闻因实用性强,社会上曾流传“新闻无学”。我曾有专文《新闻有学,学在有无中》谈此事。其实大新闻人必是大文化人,胸中自有八方之学。邓、范都算得上。当年邓拓曾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写《燕山夜话》。老范在《新民晚报》开专栏写《敬宜笔记》。邓拓从《人民日报》离任时曾有赠诗,中有“笔走龙蛇二十年”、“文章满纸书生累”的佳句;范离任时亦有赠诗,其中有“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箫心喜共鸣”的佳句。邓说:“不当新闻官”,躬亲版面;而范写稿编报至细。一次,我当夜班,他出国,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两次来电话只为稿中的一个字。真如古诗所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未当总编时有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当总编后又有大量新闻作品和多次著名的策划。

总编之职,说难亦难,说易亦易。大学问家有之,甩手掌柜有之。看大样签字点头亦可,殚精竭虑审稿、拟题、配言论亦可。办报是政治把关,文化兜底,把关易,兜底难,能言传身教,提升记者、编辑和版面的水平更难。办报是很累人的,我们这些人常感叹误入歧途,只好舍命相陪。他却从来没有把编报看成负担。按说总编辑不必细看副刊的大样,但他说这是他的爱好,常常能从稿中学到一些东西。当然,他也常挑出一些错误。他给我讲过一个例子,说年轻记者对旧典不熟,易出笑话。有一篇言论批评我们的干部和市场走得太近,说是“依市门”,殊不知“依市门”是指妓女拉客。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化人。

2008年11月22日作者与范敬宜在一起

范敬宜继承了中国报人的正宗一脉,警醒于政治,厚积于文化,薄发于新闻,满腹才学,发为文章,并带出一批高徒。在新闻界大家都知道他谦虚随和,乐于助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新闻出版署主办一本管理杂志《报纸月报》,为活跃版面,拟在每期封面发一个新闻名人漫画头像,同时发一个人物小传。那时人们还不习惯正面人物用漫画,特别是封面人物。我们正愁这个策划无法实现,他却很痛快地愿意为我们第一个“以身试画”。有他这个名人带头,这个创意终于成功,并一直使用了两年。我从心里是很感谢他的。他平时勤读好学,不耻下问,毫无架子。一次在小饭店里吃饭,见墙上贴着一篇《红烧肉赋》,感觉有趣,便放下筷子,从头至尾抄下来。服务员大奇,以为这文中有什么毛病。一天早晨,他突然来电话问我:“你谈夜班体会的那八个字是什么?”原来他正要登车出门去讲课。我读《敬宜笔记》看其随手列举诗、词、书、画、古籍、掌故,总想起瞿秋白的一句话:以后这样的文人是没有了。就是那天在医院里,桌子上还摆着他刚画完的一幅山水,竟成绝笔。

二是好比范仲淹。这么比,好像说远了,但确实他最堪其比。当然,不是比功业,而是比精神。范敬宜是范仲淹之后,又是范仲淹思想研究会会长。蒙他错爱,我忝为这个研究会的顾问,近两年常在一起搞范学研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敬宜完全彻底地继承了先祖的忧国思想。他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一次,他提出要到北京的外地人口聚居区视察,答曰:治安不好,环境不好,最好不去。他说:“这样就更要去了。”事后他给我谈起感想说:“回来7天,我的鞋上还有腥臭味,其生存环境可想而知。”戚然良久,忧心不释。到外地视察,他往往直言政弊,恳切献策。他退休之后还常给报纸写稿。一次春节过后他传来一稿《风雪念村官》,原来他与自己三十年前发配东北农村时的老房东、老支书还一直保持联系,年节通电话察问民情,知惠民政策见效,喜上心头,急草成一稿。夜班的编辑们都深为感动。他是人大代表,每年开“两会”时都不忘搜集民情,写成稿件。这本来是普通小记者做的事情,但他自觉去做。这正如范仲淹所言:“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试问,一个部级干部,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还这样牵挂民情的能有几人?

范仲淹为政,每到一地必先办书院,一生不知亲自提携、资助了多少后进。范敬宜退下来后即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按说人家是要他这个名,大可不必去多管事。事实上在其他院校也多是这样。但他很认真,还备课,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甚至亲自组织课堂讨论,批改学生作业。这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了老大难,每到学生毕业时他又四处托人找工作。一年他带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他这个导师要回避,就再三找我去帮忙主持答辩。我说:“老范,你这哪像个院长?”事实上在清华学生背后都叫他“范爷爷”。看来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当官。当总编,改稿子;当院长,改作业;实在是忧心太重。就是社会上许多求文、求字的事他也是有求必应。一次,我在刊物上读到他应人之请写的《重修望海楼记》,大喜。其结尾处的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我还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现抄于此:

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

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忧后乐”已千年,我身边亲历亲见,能躬行其道的新闻高官,唯老范一人。我只有用《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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