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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