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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7）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　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　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　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　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①宋牼（ke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②石　丘：地名，其址不详。③构兵：交战。④说（Shui）：劝说。⑤　遇：说而相合。（6）指：同“旨”，大概，大意。（7）号：提法。

【译文】

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上了他。孟子问：　“先生准备到哪里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越王，劝说他罢　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准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在两个国王　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想知道你的大意，你准备怎　样去劝说他们呢？”

宋释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

孟子说：“先生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　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停止军　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　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　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问、父子之　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　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　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　也因仁义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　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　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问，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　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　必要去谈听‘利’呢？”

【读解】

孟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几乎就是他第一次见梁惠王时所说的　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那时主要是针对从政治国问题，这一次却　是谈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在孟子看来，和平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非常支持宋　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　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不仅失　去和平，还会失去国家，失去天下。因为，基于利害关系的和平，　实际上隐伏着很多不和平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利害关　系相互对待，一旦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　与和平。相反，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　定与发展，不仅不会失去和平，而且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　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　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用　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让世界充满爱”，哪里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　呢？

应该认为，从理论上说，孟子的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也是能　够自圆其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也依然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呼唤　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吗？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无　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既然有军事行动发生，就不可能没有利害关　系在内，也不可能有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战的战争和纯粹为　抽象的仁义道德而罢兵停战的和平出现，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　尤其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　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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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　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　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　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　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　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富有，这等于是去让　夏桀富有。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　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　德，不立志行仁，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去帮助夏桀　从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不改变如今的风俗习气，即便把整个　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读解】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　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　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把那些自夸能富　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　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　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　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　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　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　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　“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　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　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　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　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　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　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　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　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　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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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

无过无不及原则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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