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一九九六年,著名的戴城农药厂,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既没有炸掉,也没有搬掉,更没有倒闭掉。它坚固地存在于城市边缘地带,与古城的风景名胜、另一处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关系。
我对农药厂太熟悉了,以至于记忆中塞满了它。世上有母校和母亲河,它就是我的母厂。我又爱它又恨它,唠唠叨叨地说起它,这种感情类似于农民热爱土地,不过农民热爱土地被认为是正常的、高尚的感情,我热爱化工厂就他娘的是个矬逼。我明白这个道理,不用提醒我。
该厂生产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就是把茅建国的爸爸喝死的那种东西,在图片上它是一个绿瓶子,有点像小瓶装的啤酒,实际剧毒无比,挨着就死。当时国内已经限制生产甲胺磷,而戴城农药厂还持有这份执照。我们小时候在厂里转悠,农药车间是绝对禁止去的,那里的工人退休以后肝癌发病率出奇地高,不过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拿过厂里的营养补助了,按照不同的年代,每月几块钱至几百块钱,总之他们的收入比普通工人高很多,如果退休以后得肝癌,说明他们没有把这笔钱用于营养,而是干别的去了,那就怨不得厂里了。
杨迟告诉我,其实甲胺磷这东西具有沉淀性,它会留在人的身体里。譬如我们新村,离那所倒霉的农药厂只有几百米远,离甲胺磷车间只有一公里,天长日久,它的分子就会沉积在我们身体里,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每当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心烦,没有人对甲胺磷感兴趣,我眉飞色舞地讲起它时,别人冷冷地看着我,以为我发病了。真相是:它是我身体里的东西,我说起它其实就是在说我自己。有劲吗?
那会儿还有很多奇闻,譬如楼上的阿泰是甲胺磷车间的操作工,干了快三十年,他说自己的肝已经熏得跟炒猪肝一样,居然还没死。有一天他被毒蛇咬了一口,结果那条蛇被他毒死了,他自己居然又没死。我们听到这种传闻都很怀疑。阿泰有口无凭,找不到第二条毒蛇,也不想再被蛇咬一口,就撩起衣服站在楼下草堆里给人们看:“瞧,蚊子不咬我。没有一只蚊子敢咬我,咬了,它就死。”周围一片喝彩:“阿泰,房事记得戴套子,不然你老婆也得死。”
九六年冬天,老杨去农药厂报到。天空晴朗,一丝不挂,心里既高兴又忧伤。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工作,忧伤的是这个巨型工厂对他来说过于地熟悉,一丁点新鲜感都没有,全是熟人。工人们看见他,就虚张五指,像童年时代那样要捏他的蛋,嘴里喊道:“小子,又回来啦!”
进厂后,老杨被分配在第二车间。国营企业的规矩,大学生头一年得下基层,当学徒使唤。杨迟的爸爸是党员,在厂里有点地位,昔日的荣光顺便荫庇了老杨,第二车间不生产甲胺磷,而是毒性较低的除草剂。党员的觉悟太高,有些话不便放开了讲,老杨就跑到我家来,问我爸爸:“我们车间主任到底好打交道吗?我想快点调进科室啊。”我在一边窃笑。我爸爸大声说:“你那个车间主任是个傻逼,小心点,他以前玩女人的。”老杨说:“玩女人关我什么事嘛?”我爸爸说:“你别被他玩过的女人玩了,到时候下岗。”老杨狂点头,觉得我爸爸说出了真理。我妈听了大怒,说:“别教小孩这个,教点有用的。”
我爸爸还能有什么有用的知识?第一是毒气泄漏顶风撒丫子就跑,第二是不要在各类管道和阀门附近逗留,第三是不要去跟老阿姨勾勾搭搭。这太初级,党员的儿子能不懂吗?老杨说:“您还是讲讲谁是傻逼吧,这个最要紧。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到底傻逼还是牛逼都得扫听清楚的。”我爸爸使劲搜索着脑子里的档案库,把各处人等的陈年旧账翻出来给老杨说了一遍,结论是:操,这个厂里,就剩那两座水塔是干净的了。
当年我去工厂上班的时候,我爸爸曾经奸笑着告诉我:“如果车间主任看你不顺眼,胆敢让你滚蛋,你就找张白纸让他签字,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劳资科要是说你旷工,你就说是主任答应放假的。国营企业的逻辑,你是国家的人,除了国家谁也别想让你滚蛋。”到了九六年,情况大不一样,厂长和中层干部都他娘的入股了,这厂有一半是他们的。作为股东,车间主任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局,不需要再汇报给国家了。我爸爸抱怨说,多少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捞着,这傻逼厂长才调来三年,他居然成董事长了,我操!
我爸爸下了第二个结论:池浅王八多,都是傻逼,谁都别信,最安全。
这种结论太极端了,在我十八岁去工厂之时,我爸爸完全不是这么愤世嫉俗的,他告诉我工厂非常权威、非常友好而且正经,像一个微笑着的老大哥。现在他也豁出去了,说出了真相。老杨毕竟读过四年本科,本质上是个理智的人,出门对我说:“谁都别信,看谁都是傻逼,这么干行得通吗?”
我说:“我爸爸最近更年期,打麻将输了两个礼拜,没翻过本儿来。这种人的话,你能信吗?”
杨迟来到农药厂,也是倒三班,跟我当年一样。头天是早班,五点钟起床,六点钟进厂换了工作服站在车间里对着外面张望,远方的晨曦中有一幢褪色的橙色房子,老杨想起来这是农药厂的托儿所,大概十年前,也就是我们念小学的时候,那地方每到暑假就收容工厂职工的子女,被称为暑假班。我们经常去,阿姨也不太管,以此为据点把工厂玩了个遍。五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有过艳遇,有个叫马莉的姑娘爱上了我,她比我大一岁,每天坐在暑假班里等我。人家情窦初开,我却懵懂无知,把马莉介绍给了杨迟认识。杨迟上去搭讪:“今年我是市三好学生。”马莉眼睛放光,又瞟我,我只能说:“我差点留级了。”
这个超级马莉很快又爱上了杨迟,后者重色轻友,把我给丢下了,带着马莉逛工厂,在各种隐秘的地方鬼混。有一天楼上的阿泰说:“杨迟和马莉亲嘴啦,就在除草剂车间后面,给我撞见了。”老杨的爸爸不知道马莉是谁。我爸爸说:“你完了,马莉是副厂长的女儿。”老杨的爸爸差点吓背过气,和副厂长做亲家当然也不错,问题是新郎和新娘年龄加起来才二十五,这个祸闯大了,遂给老杨买了一张汽车票,直接送到乡下去过暑假了。
我爸也害怕,不让我去暑假班了,于是那个夏天我家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马莉。她从暑假班溜达出来,独自走过一条土路,周围是炽热阳光下发疯般生长的荒草。她来到农药新村找到我,往我家的躺椅上一坐,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我告诉她,杨迟已经走了。她说:“你不是还在吗?”
这个寂寞的、好看的、奔放的十三岁女孩啊。后来我也被送到乡下去了。再后来她就消失了,据说考上了一所很差的中学,没脸再来找我们了。
那个早晨老杨站在除草剂车间的窗口,看到橙色的房子,初吻的记忆又悄悄爬上了嘴角,使之微微翘起,带有夏季芳香的微笑。在旁人看来,以为他对工厂生活十分满意。中午吃饭,他在食堂扒拉了两口,端着盆子去了橙色房子那儿,只见一片冬青,两棵雪松,生锈的铁制秋千静静地挂着,院子里全是废铁。托儿所里已经没有小孩了,自从股份制以后,工厂就不再是工人之家,而是董事长之家。董事长不许咱们带孩子来,托儿所变成了废品仓库。老杨在门口踯躅片刻,正打算走,里面忽然跑出来一个穿工作服的女青年,指着他说:“杨迟!”
老杨哆嗦了一下,那女青年露出讥诮的笑容,说:“哈,你也来了?”老杨端详着她,忽然脸色煞白,饭盆子掉在了地上。那女青年说:“我是马莉,你认出来了?”
超级马莉的爸爸已经退休了,超级马莉高中毕业就进了农药厂,在废品仓库做管理员,她还没结婚。初吻的记忆还在,工厂还在,托儿所还在,马莉也还在。老杨心想,这算什么事,绕了一圈老子又回到原地,妈的,坐上了时光机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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