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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谬种 第一节(第1页)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它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去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的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和的人就是他,最诚实的是他,最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司机扔下竹竿,跳上汽车,踩着油门向后猛退,很快就溜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哎。”

这蛮不错的,三十块钱呢。

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福利院里还住着老人和智障。

认养也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九七年那会儿,电视上经常播这种新闻,还有人拍纪录片,后来都快成流行趋势了。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中年妇女。老杨准备了一把证件,杨院长全都没看,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最小的脑袋刚冒出课桌,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

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最末一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须为此动容。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没油。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说:“我们需要社会支持。”

多年后,我和老杨回忆起那天。我问老杨,你还记得菜汤什么样吗?老杨说记得,这汤要是搁在农药厂的食堂,厨子已经给人打死了。我问老杨,你记得蔺老师当时干了什么?老杨说,记得,有个小孩把馒头弄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吃,蔺老师走过去制止了,给他换了个干净的馒头,蔺老师是个好人。我又问老杨,你记得那个独眼的男孩吗?老杨说不记得了。

是这样的,我走过那个独眼男孩身边,发现他在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他已经很大了,是这个班上最大的男孩,那个馒头在他手里显得有点小。当时很多小孩都看着我们,只有他的目光被我深刻地觉察到了。我回应了他,看到一个黑色的瞳孔和一个蒙着白翳的瞳孔,他并不是用黑色的那个看我,而是黑的和白的左右开弓。我有点抱歉地想,老杨是不会挑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认养的,你跟着我们不合适,你很快就会长大,成为一个男人,比我们更不好惹。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在求助,他憎恨地看着我。

无论用什么目光看我们,我们都不会挑一个黑白瞳孔的男孩认养,不会在星期天带他去动物园,不会给他买球鞋。天哪,我为什么要陪老杨来这个地方?

杨院长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排,她像是凭空变出一个女孩,个头还没课桌高,满脸是皴,在这种季节一看就知道是哭皴的。她坐在凳子上两腿悬空,茫然地看着杨院长。这个看上去不那么狠,不那么难弄。我踢了杨迟一脚,让他快点定夺。他真的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挑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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