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32部分（第1页）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当时只有一碗饭吃，并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学员认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一些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并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姑娘在木楼板上铺了草席就可以睡觉。

三个女教员的关系很融洽。彼此称呼都很亲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唤江青“小李”，而对李素贞，她俩都称呼“宁波李”，“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员、进步青年，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为她会演戏，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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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她发现了江青的秘密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们相处得不错。

可是每当一回到小阁楼里，江青往往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了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但徐明清仍记得，那封信开头的称呼是“进子”两字（江青的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虽然时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记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当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江青一阵，要她不要过于担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当时徐明清对江青的身世和来“晨更”前的经历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才慢慢知晓了这些谜。

江青的身世之谜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孩，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和他坠入了爱河。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这时，俞启威和江青从热恋转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来“晨更”的一幕。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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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入团，小俞与江青重相逢

虽说江青来“晨更”前，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但在“晨更”当教员的日子里，她从未和徐明清谈起过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产党，当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员的身份。

那时，徐明清把“晨更工学团”教员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团支部认为江青当时的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了团。这样，江青在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团。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来到“晨更”找李老师，他就是刚从监狱被保释出来的“小俞”　俞启威。他来到上海，并从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径直来到“晨更”的驻地找江青。江青见到俞启威后，激动不已，泪水止不住地顺面颊流了下来。

徐明清见江青和俞启威相亲相爱，又无处安身，就想方设法给他们让出了一个房间，让他们暂时有个栖身处。后来，俞启威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过去，但那时江青仍在“晨更”教课。

1934年初，徐明清等组织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学员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启威很快意识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于是决定和江青一道迅速离开上海去北平暂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离开了“晨更”，去上海浦东办女工夜校。

俞启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学当旁听生。但没过多久，因生活难以维持，江青就独自返回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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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丰公园，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江青回到上海时，徐明清已去了浦东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在该会在小沙度路办的一个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还去徐明清那里的浦东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们唱歌和排演话剧。这时，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这次在上海期间，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在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在这偌大的上海，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当街相遇，真是个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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