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21部分（第2页）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诗词选》，一三七至一三八页，人民文学出版一九八六年版。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内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罗章龙结识了李大钊，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们的影响。他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样，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刘仁静。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比罗章龙小六岁——一九○二年三月四日出生（关于刘仁静的经历，鲜见于文献。本书所述，大都依据笔者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对刘仁静之子刘威力的采访）。父亲刘晓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刘仁静为长子，弟弟叫刘仁寿。父亲寄希望于儿子，送他们上学。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很好的英语基础。念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刘仁静结识了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大哥哥。此人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他是江苏武进人，名唤恽代英。诚如毛泽东影响了罗章龙，恽代英给了刘仁静以革命的启迪。一九一七年，当恽代英成立进步社团互助社时，刘仁静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员之一。这个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八不戒约”。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在哲学系待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连小组的书记也不要。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这些新成员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是“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第五部分：响应“毛奇”和新民学会　1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二十七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的途中，曾于一九一九年初来过上海。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即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再回长沙，在一九二○年五月五日路过上海。与陈独秀的谈话，给毛泽东以深深的启迪。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二至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致周世钊信》（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四七四页，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④《致陶毅信》（一九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四六四页、四六六页，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狠是可叹！”④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Ｈｅｌｍｕｔｈ　Karl　Bernhard　von　Ｍｏｌｔｋｅ（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奇元帅，因在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有毛奇那样勃勃雄心，才智过人，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诗人萧三的哥哥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曾回忆说，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那充满豪情、“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诗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志向非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谙熟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只能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将其转化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三本使他茅塞顿开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这三本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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