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3部分（第2页）

攻击雨花台的是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部队。另一方面，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绕道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该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出版后所发表的《军情报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对此军事行动，在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说：“十日，第六师团命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十四日到达下关（南京北侧的码头）”（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九页）。这里所说的“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和“退却的敌纵队”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市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方面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日本军方面认为这种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战斗行为，但中国方面，认为它同在雨花台扫射一样，是集体屠杀。

汪良曾就这些地带的市民被大量屠杀的问题，又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告诉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下关上游的上新河地区的惨剧。他说：

这里集中了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军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江水吞没（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五页）。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江东河的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也一个个落水，顷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军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内逃出来的南京市民（前引书，第十四页）。

城内扫荡的惨状

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墙上消失了。此后，冲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凄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这样说：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七至八页）。

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冲入中华门后，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前引书，第十五至十六页）

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高崎隆治：《建立在沙滩上的幕后活动》，载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第一四八页）

“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今世的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

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

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卒七千多”（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二三三页）。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

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悲惨情景。

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　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二一六页）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十五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

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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