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46部分（第2页）

“明定陵是贵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发掘的具体指导人。我国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参观过这一伟大的发掘奇迹，不知现在发掘报告是否已出版？我们想带回去拜读。”

面对异国的同行的关心与要求，夏鼐的脸微微泛起一层红晕，以歉疚的，心情说道：“我们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发掘人员和指导者都忙于这项工作，定陵发掘报告还一时无暇顾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请你们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着点点头，表示理解，并对夏鼐亲切的话语和友好的态度感到满意。此时，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定陵发掘人员和指导者们的悲惨遭遇，更不会理解夏鼐心中的凄苦与面临的境况是何其艰难。

在这之后，夏鼐不断收到国内外考古专家和考古爱好者的来信，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他先是认真地一一解释，随着信函的增多和询问者语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释已是徒劳，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写出发掘报告才是首要的。从此他对一切询问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学教师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夏鼐的办公室。这位教师是考古爱好者，同时对《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发掘的消息公布后，他就关注着报告的诞生，希望能从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网右派”，送进农场劳动改造，但对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从未放弃。今天，他专程来到北京，向夏鼐大师请教《明史》中的疑难问题，并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

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志向，夏鼐望着面前这位教师真诚的举动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滚开来。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经燃起希望之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唤醒一个科学的春天。送走了中学教师，他开始酝酿发掘报告的撰写计划。

1977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会上，夏鼐作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当介绍到定陵发掘的情况时，与会代表开始提问：“夏鼐先生，定陵发掘报告是否已经在国内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担心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像这样伟大的发掘，20年不出学术报告，是否是你们的考古习惯？”问话变得刻薄起来。

“中国考古的习惯和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样的，定陵发掘报告之所以推迟出版日期，是由于我们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应算作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夏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台上了解到点滴情况，请夏先生讲一下这革命的具体内容好吗？”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这“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把知识分子赶进牛棚？是把共和国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折磨致死？是将万历帝后的尸骨砸碎焚烧？……这一切，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机敏和超人的应变能力说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欢迎诸位到中国访问和了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定陵发掘报告不久就将出版问世，到时请诸位朋友们指教。”

夏鼐结束伊朗的访问回国后，第二天晚上便匆匆来到赵其昌家里。这时的赵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开始了正常工作。师生相见，百感交集，话题自然扯到激动过他们心灵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难。当夏鼐谈起要集中力量撰写发掘报告时，赵其昌已热泪盈眶。他从箱子里抱出一叠信函，一并递给夏鼐：“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询问报告情况的信件，大多数都没有答复。我感到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没脸向他们解释……”

夏鼐望着赵其昌激动的脸颊，按捺住心中奔涌的热流，笑了笑说：“我们雪耻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准备一下吧，争取把这个报告写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在古城西安召开。夏鼐以考古学会理事长及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在会上宣布定陵发掘报告的编撰工程已列为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并立即组织人力开展工作。

会后，已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岩，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赴定陵博物馆，开始了这项长达五年的艰辛繁杂的浩大工程。

迟到的报告

当赵其昌、王岩来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拿出当年被称作“变天帐”的发掘原始资料时，不禁大为震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特别是那几大册现场记录，历20年苍桑竟完好无损，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当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无奈中被迫交出时，随着升腾的火焰和飘缈的尘灰，她曾流下过痛苦的泪水。也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要以生命作代价，保住仓库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烧尸骨后，曾多次威逼她交出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但她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与精神，使这些稀世珍宝免遭劫难。尽管她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势最严峻的三年中，她几乎和家中断绝了来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馆，日夜守护仓库，使造反派无可奈何。随着形势的好转，她又开始对仓库中的器物进行整理，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的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时，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通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极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没有腾起过壮阔的波澜，也没有留下洪大的声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事实上，也正是像她这样的“小人物”，在共和国艰难的进程中，胼手胝足，用热血和赤诚默默地书写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面对一堆原始发掘材料，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日夜兼程地整理编写，从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规模形制，一直到各类出土珍品的形态及来源、背景，不少器物还要进行修复。三人一边守着资料实物测量、绘图，一边来往于定陵与北京之间查阅文献，同时请专家对器物进行鉴定、化验分析，并考虑复制。

皇陵出土的器物中，品类繁多，这明代物质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研究课题，即便初步整理，也涉及多种学科与专门知识的配合。特别是那些半腐的织锦，人间近乎绝迹，技艺早已失传，如果不能分析、解剖、追踪，从缫丝、染色、织造成型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研究起，就很难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当然也就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了。

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明代是织锦的中心之一。苏州织品研究所有一位工程师吴平，这位年近不惑的单身女士告别了多年来相依为命的七旬老父，来到定陵，一坐就是三年。她夜以继日，在空荡荡的库房中面对那既不易展开又不能触动的明代织锦遗物，绘制出几百张织锦、服饰图片，写下了几百页分析资料。直到任务完成，她才离开。最后的研究工作由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的刘柏茂、罗瑞林等专家扶病完成，撰写出“专题报告”。

苏州刺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女士，为复制缂丝衮服组成专门班子。挑选最好的技艺能手，三上定陵。面对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然后回所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稀世珍品的衮服复制品。该所的孙佩兰女士也完成了衮服织造的技术报告。

在明代，南京也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定陵出土的织锦匹料、袍服，有的“腰封”已经注明为南京织造。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汪印然接受复制“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的邀请后，拖着文革中挨打落下的腰伤病体，带领着技师和高级研究员面对出土实物进行分析，特制了明代习用的提花木楼机，绘制出长长的专用花本，并追踪早已失传的明代染色技术。为了寻找锤打金箔的绝技，几度寻访，终于在南京郊区找到了明代打箔金工的后裔，当即在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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