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理想曾经非常多,多不靠谱的都有,只是从来没有一个选项叫“成为一名主持人”。
总结下来就四个字:机缘巧合。最开始,所有人都告诉我只需要坚持两三期,后面自会有人替代,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一转眼就是20年。
记得之前有记者问我是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紧接着问那是怎么变得爱说话的。
“应该是某一天突然摸到了电门吧。”当然是玩笑。只是越到最近几年,越会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说话这件事儿的?
于是,很认真地给自己做了一个“实话实说”的访谈。
刚做主持人,总会自带一份年少时特有的得意和小骄傲,很本能地认为我就是主角,大家来录节目或者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就是来看崔永元的。把自己看得很重,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确实形象不好,就寄希望于化妆师能把自己化得像个小鲜肉。当然也会尽量穿得好一点儿,皮鞋每次都擦得锃亮。并且一定会提前背好一些名言警句,期待到了台上可以口吐莲花。结果当然是一句都没有用到,因为能够说出来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时,节目录制现场每次有150到200名观众,只要我发现其中有一个观众用眼神或身体语言表示“小崔主持得不怎么样”,我就会深受打击,也算是特定时期的“小心眼”了吧。
再后来,突然意识到大家并不是来看崔永元的,而是看崔永元采访嘉宾。一想到这个,心里一惊,赶紧调整心态,让自己的角色定位更接近一个配角。我说得有多好,或者准确地说,我一个人说得有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一场真正优质的谈话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因素。因为,嘉宾说得好,和我说得好同样重要。而对于自己表现得好不好,我也就真的放下一些了。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我开始真的不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才发现自己的整个状态完全放松了下来,也不需要再做什么刻意的准备,而是更多地把对方的情绪、状态调动起来,给对方营造一个最舒适、最安全的谈话场,让对方完完全全地表达自己、展示自己。
等到快退出这个职业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大家就是来看嘉宾的,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作为主持人,我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已经把访谈对象引入了一个佳境,他在我面前没有了拘束,因为信任我,所以对我敞开心扉,说出了最想说的话,并且说得非常流畅、非常自然。最重要的是,没人觉得这个主持人在添乱。这就已经非常好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嘉宾上来,介绍完,一坐下,我提一个问题,他就开始滔滔不绝,有时候甚至一口气能讲到节目最后,我只需要做个总结并收尾。这往往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说得夸张一点儿,作为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整个的节目进程中,观众觉得他几乎不存在,那可能就是最高境界了。
所以你瞧,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慢慢找到说话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真正的价值和秩序,也慢慢抛弃掉那些说话之外的光环和杂念,真正享受说话本身。
我们好像一直在讨论“说话”,但真的仅仅只是“说话”吗?回到生活中,道理同样简单,干吗你一定要是主角呢?为什么你就敢保证自己绝对正确?怎么就一定得是你掌控全局?所有人都必须围绕你的问题和答案吗?当然不是。
没有人规定这个世界必须按照我们的秩序运行啊!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慢慢放下自己的过程,不是吗?然后慢慢学习,学习该如何在内心深处对自我进行安置,如何和自己、和他人,也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这个世界其实挺好的,原本也挺丰富的,只是我们以前习惯于不去听别人的意见和声音,当然,和我们观点一致的意见和声音除外。
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我要监制一部电影,也要导演一部电影。从一个资深的、沉浸很深的影迷和收藏爱好者到真正去操作一部电影,这中间的变动真的很大,要做很多准备自不必说,更重要的实际上恰恰是技术之外心态上的变化。
大家都问:“你不怕挨骂呀?”
“我怕,或者不怕,都肯定要挨骂,所以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其实在看电影这件事上,我以前就是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有了不认同的观点肯定会骂出来,而且声音还挺大。现在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知道这就是观影的一部分、一个过程。我们当然都希望电影院里字幕一出、灯光一亮,全都是称赞的声音。但必须牢牢记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坚决不许有这方面的苛求。
被指责一下、被骂一下就翻脸,在我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发表观点,温和还是激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我反而很期待在我想象的那个层面可以听到大家不同的观点和交流。认同欢迎,不认同一样欢迎。
谈话,就是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建立桥梁。现在大家的“主角意识”都太强了,总是站在自己那边喊“快,你到我这边来玩儿”,却从不考虑别人愿不愿意过桥去。请人家到你的世界玩儿,固然是热情,但也总免不了一切都按照你的秩序进行,如果总是这样,你便理所当然地觉得别人应该适应你的世界。
为什么不能是你去别人的世界,你去适应呢?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被叫作“星星的孩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被大众熟知的名字是“自闭症儿童”。他们终其一生都把自己关在内心深处只有一个人的小屋子里。他们从来不是智力低下,甚至相当一部分有着极高的天分和艺术才华,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社会的复杂和变化,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即使通过考试读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也意味着他再次回到原来生活轨道的一天。
该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总是强调要对他们如何如何进行特殊教育和改造,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让他们变得“正常”,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最该做的难道不是去适应他们,给他们创造一个世界吗?
在上海有一家基金会,关爱着30多个自闭症儿童,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每个人都叫我爸爸。身边的很多人甚至是孩子的家长一直很奇怪:“你是怎么做到和他们亲近的?”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就是在适应他们,不要求他们做一丁点儿的改变,于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安全的。
有一次,我一进门就逐个和孩子们拥抱,一个女孩突然狠狠地推开了我,她的妈妈说她有亲密恐惧,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拥抱。我赶紧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女孩就是不高兴,怎么都哄不好。
我想了想,说:“为了表示歉意,我送你巧克力吧。”
“我不要巧克力,我要金枪鱼。”
我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毕竟知道具体的要求就代表事情简单了很多。
问:“那要多少呢?”
“越多越好。”
我拿来了好些金枪鱼,还特意配上了面包,一起递给她。
“我不要面包。”但是她接受了金枪鱼。
等到当天的活动都结束了,离开之前,我再次和每个孩子拥抱,等所有人都抱完了,她跑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偷偷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看他们都这么做了。”
这里面没有任何情感的因素,在她看来,这个拥抱更像是一个仪式,但是谁能说不温暖呢?
我看到现场很多家长的眼睛都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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