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强词夺理!”
“不,我只是据理力争!”
“那好,我承认我有精神病。”我妥协。
“哈哈!”年轻警察兴奋的大喊,“果然,你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了!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哦。”他得意洋洋地拿着我的审问录音去请功了。
“你,你他妈的才神经病!”我发现警察局真的是制造神经病的好地方,我刚进来一个晚上就从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成了满口脏话的疯子!
我发现从没有发现一个夜晚可以那么漫长。这群混蛋警察把我折磨得不成人样,我像一只被困的狮子被一群可恶的蚊虫叮咬,大声怒吼咆哮不停却无济于事。
第二天早晨同样乏味厌恶。一群警察轮流上阵想从我口里得出一些他们自以为的杀人线索。我无聊厌倦郁闷恼火地对警察小弟说,“我的律师到了吗?”
“你在拉萨有认识的律师?”
“没有,但有个人可以帮我找。”
“谁?”
“珍妮。美国电视台驻西藏的记者。”
“恭喜你!”那个警察很幽默地对我说。
“怎么了?”
“珍妮就在门外想采访你。”
“那还废话什么?”我兴高采烈地喊,“快叫她进来。”
警察小弟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那一笑让我不寒而栗。
“真高兴见到你,珍妮!”我满脸都是牙齿地笑起来。
“您好,道信先生。很荣幸能够接受我们美国电视台的采访。”珍妮用职业公事的口气对我说,“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的传媒机构都报导拉萨警方抓住了连环杀人案的另一个幕后杀手。”
“你怎么了?”我不解地问,“难道你也相信我是一个杀人凶手吗?”
“你也许不是主犯,但光凭你和刘家生的朋友关系已经足够引起公众的好奇……”珍妮郑重地说,“在真相没大白于世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是嫌疑人。”
“荒谬!我难道是从犯?是帮凶?那些被害者死的那么蹊跷,我怎么有那样的办法?”我大声辩白,“你真的认为我像一个变态的杀人凶手吗?”
“双重人格。”珍妮一针见血地说,“请允许我提醒你,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晚上醒来发现自己不在卧室的情形?比如说陌生的地方,咖啡馆,电影院或是户外一些场所什么的?”
“你什么意思?”我莫名其妙地问。
“简而言之,你是否有类似梦游症的状态?”珍妮盯着我的眼睛,我敏锐地听到旁边的微型摄像机发出低沉细微的运转声。
我意识到我们很能是对着全球十几亿电视观众在做节目,真的是一夜成名啊,我准备这件案子了结后去投靠好莱坞从影。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来没有晚上醒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真的?“珍妮怀疑地问。“你确定?”
“真的!我确定!因为我晚上一般在写作,你知道作家是最需要在黑夜里寻找灵感的人。”
“啊,对了!”珍妮仿佛抓到了我的一个漏洞,“作家!灵感?请问你看过一本叫《模仿犯》的书吗?”
“是有“日本史蒂芬金”之称的宫部美幸的推理小说,当年狂卖二百万册,风靡全球。”我突然明白了珍妮的意思。“你认为我就是那个失去灵感的悬念小说作家?为了寻找灵感,铤而走险地以身试法?并把自己高超非凡无懈可击的犯罪行为代入文学角色完全地纪录在笔下的小说里?”
“这是可能的。”珍妮凝视着我,她的眼睛充满了熠熠的蛊惑。“一个作家是靠灵感吃饭的,在疯狂的创作状态下他可能会混淆了虚构与真实的世界。当这种模糊状态逐渐占据了心灵的理智时,”她整了一下领子(那里隐藏着一个微型麦克风),“你的行为可能就会超过正常的心理控制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都是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这只是你的猜测!”我几乎被她逼疯了。
“很多作家都有抑郁症和多重人格分裂症等精神病,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杰克伦敦,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剖腹的三岛由纪夫,前苏联田园诗人叶赛宁,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毁灭》作者亚?法捷耶夫,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台湾女作家三毛和当代作家徐迟,激流岛杀妻的顾城,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是作家吗?”我好不容易抓住了珍妮的一个漏洞。
“当然!”珍妮胸有成竹地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既是在战时领导英国人民战胜德国敌人的卓越政治领袖,亦以其出色的文笔为人称道,并曾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荣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全书以恢弘的气势,政治家的智能,从英国的视角深入描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资料丰富,文笔雄浑,堪称名著。连瑞典文学院院士齐凡尔茨都在颁奖词里说:‘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这是无耻的谄媚!你一定是英国移民吧。”我不无讽刺地对珍妮说,“有什么样的元首,就有什么样的子民呀。这不过是一次用文学贴金的政治宣传罢了。”
“不见得吧。”珍妮朝我做了个鬼脸,“不过我的确很少见过像你的文学功力这么棒的犯罪嫌疑人。”
我知道珍妮在嘲笑我用作家身份掩饰我的“杀手”本质。在珍妮这样一个聪明过头的西方作者面前,我只好很欧洲地耸了一下肩表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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