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不难证实:伟大的作家在描述某件事的原因时,不仅写出他认为是真实的原因,而且写出他并不相信的原因,只要这么写有点新意,给人美感。假如他说得巧妙,便是真实的、有效的。当我们不能确定什么是主要原因时,往往罗列出好几种,看看那主要原因是否恰好在其中:
仅仅指出一个原因是不够的,必须举出好几个,尽管其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因[1]。
——卢克莱修
比如,你问我,打喷嚏的人受到祝福,这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说,人体排放出三种气,下面排出的气太脏;嘴里呼出的气会招来责备,说你贪馋;第三种气便是喷嚏。因它来自头部,而且不会招来责难,我们才给予它如此尊贵的接待。你别嘲笑这个解释太玄妙,据说它出自亚里士多德。
我好像曾在普鲁塔克(在我知道的所有作家之中,他是把艺术和自然,判断和认知结合得最好的一个)的著作中读到,他解释海上旅行者呕吐的原因时说,那是由于害怕,而且找到了证明害怕会引起呕吐的理由。我是很容易犯恶心的,但我知道——而且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必不可少的亲身体验知道,上述原因与我无关。另外,有人告诉我,牲畜也常有在海上呕吐的情况,尤其是猪,但绝不是因为害怕危险;我的一个熟人亲口对我说,他在海上很容易犯恶心,但有两三次大风暴吓得他透不过气来,想吐的感觉倒消失了。又有位古人说:“我被晕船的痛苦折磨得太厉害,便顾不得危险了[2]。”我在海上,或在其他地方,从未恐惧得慌了手脚,失了理智。恐惧既源于缺乏勇气,也源于缺乏判断力。我经历过很多危险,但每次面临危险,我都能睁着眼正视它,保持独立、健全的思考。何况,恐惧也需要一点勇气。勇气和判断力帮了我的忙,使我在逃难时也井然有序,虽不能说毫不害怕,但至少没有吓得呆头呆脑;虽然心里怦怦跳,但没有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伟人们做得更好,他们撤退时不仅表现得平静、健全,而且有一股豪气。请看阿尔西巴德如何讲述他的战争伙伴苏格拉底的撤退:“我们的军队溃败后,我在最后几个溃退者中看到了他和拉雪斯,我可以方便而安全地观察他,因为我骑着一匹好马,而他在步行,作战时也是如此。我注意到,与拉雪斯相比,他的神情多么镇定、果断,他的步态豪迈,与平时毫无两样,他的目光坚定,沉稳,时而看看我方,时而看看敌方,这种目光对自己人是一种鼓舞,对敌人则仿佛在说:谁要想夺去他的生命,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逃脱了,因为敌人往往不进攻他们这样的人,而是追赶胆小鬼。”以上是一位伟大将领的目击记,它告诉我们——我们也经常体验到——慌不择路地想逃离危险反而最可能置我们于危险的境地。“一般地说,愈不害怕,愈不会有危险[3]。”当某人说他想到死亡,预见到死亡,人们就说他怕死,这是没有道理的。不管对好事还是坏事,具有预见性都同样于我们有益。考虑危险并作出判断,决不是惊慌的表现,恰恰相反。
我的性格不够坚强,承受不了恐惧以及其他激烈感情的猛力冲击。倘若我陡然被这类感情征服和压垮,便再也不可能完好地重新站立起来。我的精神一旦惊慌失措,便再也不能恢复到正常的平衡状态。我虽然不断深刻地触动和探索自己的心灵,却无力弥合穿透心灵的伤口。所幸至今任何创伤都还未能使它崩溃。每遇到外来冲击,我抖擞起全副精神去抵挡,因此,倘若头一个冲击浪便将我打倒,那么我就会从此一蹶不振,决不思重振旗鼓;不管洪水从哪一方决开我的精神堤岸,都能长驱直入将我整个淹没,无可挽回。伊壁鸠鲁说智者永远不会落到相反的状态,我却有一个与此警句相反的看法:谁有过一次非常的疯狂,便再也不可能非常的明智。
上帝视人们的蔽体之衣而降下寒冷,同样,他根据我的承受能力而赋予我激情。造物主从一方面坦露了我,又从另一方面庇护了我;他既然没赋予我力量,便赐予我麻木迟钝的感觉作为铠甲。
但我不能长时间乘坐马车、轿子和船(年轻时忍受力更差),不管在乡村还是城市,除了马拉的车,其他交通工具都令我反感,尤其是轿子。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比较容易忍受水上的剧烈颠簸——虽然会产生恐惧——而难以忍受风平浪静时的摇晃。当桨儿划动,船身轻轻摇荡,仿佛要从我们身下滑走,这时不知怎的,我会感到脑袋里和胃里一片乱糟糟。同样我也不能忍受身下坐椅的抖动。当船在风帆或水流推动下,或在马匹的牵引下前行,那均衡的摇摆一点不使我难受;令我不舒服的是那种时断时续的颠动,尤其是颠动得有气无力的时候——我无法用别的字眼来描绘。医生曾嘱咐我,在这种情况下用毛巾紧紧捆住下腹,我没尝试过,因为我一向只与自身存在的缺点作斗争,并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它们。
倘若我的记忆力好,我会不惜花费时间在这里讲述一下史书上介绍的马车在战时的用处,随着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这种运输工具的用途可谓多种多样,变化无穷,而且依我看,效率很高,不可或缺,而我们现在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真是令人奇怪。我只说这么一件事:在不很久远的过去,也就是在我们父辈的年代,匈牙利有效地使用了马车抗击土耳其人,每辆马车上配备一名手执圆盾的士兵,一名火枪手和很多支排列整齐、装好火药、随时备用的火枪,再将车身整个儿用一排大盾掩护,看上去像一艘荷兰圆头帆船。打仗时匈牙利人将三千辆如是装备的战车排成一条阵线,先打一阵炮,接着战车便往前挺进,就是说先让敌人吃一排炮弹,再让他们尝别的滋味,这“别的滋味”却非同小可;战车冲进敌人的骑兵队,把他们冲散,打开缺口;此外,当军队行进在旷野和危险地段,便用这些战车保护队伍的侧翼,或用作驻地的掩护物和防御工事。我年轻时听说,边境地区有位绅士身体十分肥胖,没有一匹马能载得起他的重量,遇有冲突争斗他就乘着这样的马车到处跑,觉得十分方便。好,且把战车搁在一边,就说我们祖先那年代,国王是乘坐用四匹牛拉的四轮车巡游各地的。
马克.安托尼[4]是第一个坐着由几头雄狮拉的车去罗马的,还有一位年轻女乐师陪伴。后来埃拉伽巴卢斯[5]也仿效他,并自称是众神之母西贝拉,他还学酒神巴科斯的样,让老虎拉车,有时在车上套上两只鹿,或四只狗,有一次他命四个赤身裸体的姑娘为他拉车,他自己也一丝不挂,气派非凡。腓米斯皇帝则用奇大无比的鸵鸟来拉车,以至他的车简直不是在滚动,而像是在飞。依我之见,这些奇怪的标新立异的做法乃是君王的一种庸俗,表明他们感到身为君王还不够,还要千方百计,不惜挥霍铺张来炫示自己的权力。倘若是在国外,这种举动犹情有可原;但在自己的臣民中间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在臣民面前他们已经无所不能,他们已经能从自己尊贵的地位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贵族也一样,我认为一个贵族在家常生活中没有必要打扮得衣冠楚楚,他的府邸、排场、膳食等足以显示其地位了。
伊索克拉底给国王提的劝告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国王可花钱置办精美的家具、器皿,因为这些物件可长期使用,并可传给子孙后代;但应避免任何过眼云烟的奢华。”
我年轻时颇喜欢穿着打扮(因为我没有其他装饰),而且穿着很得体;有的人,漂亮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张哭丧的脸。我们知道一些有关国王如何俭朴、如何有才干的故事,那是些品德好、威望高、卓有成就的伟大国王。雅典城邦有一条法律,规定将公共钱财用于举行盛大的娱乐和庆典活动,德谟斯梯尼[6]为反对这条法令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认为,国王的伟大应表现在拥有装备精良的船只,和给养充足、勇敢善战的军队。
特奥弗拉斯特在他的《论财富》一书中提出相反的主张,坚持认为,雅典规定的那种花钱方式是真正享用财富。他的主张遭到了谴责,那么谴责是否对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娱乐只适合最下层的民众,而一旦他们得到满足便将其抛诸脑后,任何贤达庄重之士都不会赏识这类娱乐。我以为,把公共钱财用来建造大小港口、防御工事、城墙、宏伟的房屋、教堂、医院、学校,以及用来修桥补路,是更壮观,也更有益、更正确、更经久的。在这方面,罗马教皇格列戈瓦十三世[7]值得称颂,而我们的卡特琳王后倘若拥有与其意愿相符的财力,也会表现她天性的大气和豪爽。至于我,命运使我不得不中断我们城市那座漂亮的新桥的建造工程,而且在我有生之年也无希望看到它投入使用,真是一大憾事。
再者,在观看凯旋庆典的臣民们眼里,朝廷炫耀的是民众的财富,而且挥霍民众的钱财大吃大喝。民众往往像我们评价自己的仆人那样评价国王,认为他们应当多多地为我们准备好我们所需的一切,却绝不应从中拿取任何东西。因此伽尔巴皇帝[8]在一次晚餐上请乐师为他演奏助兴之后,命人拿来他的钱匣子,从里面抓了一把钱币给乐师,一面说:“这不是国家的钱,是我自己的。”尽管如此,有理的往往还是民众,因为,民众用来饱肚子的钱被人用来饱眼福了。连慷慨大方这种美德到了君王手里也走了样。百姓才有权利慷慨大方,因为,严格地说,国王没有任何东西是他自己的,连他做国王也得归功于别人。
审判机构不是为审判者设立的,而是为被审判者设立的。同样,设一个上级也不是为他本人,而是为他的下属,一如要医生是为了医治病人。一切官职,如同一切艺术,其目的都在自身以外:“没有一种艺术可以自我封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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