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上卷 第四十章 评西塞罗（第1页）

在这四个人的两两对比中我还要加上一笔。在西塞罗和小普林尼（我看他的性情一点也不像他的舅父）的信中，可以找出无数的证据，说明他们本质上就是极端虚荣的。其中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就是他们要求当时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记载中不要忘了他们。可是，命运仿佛也被激怒，竟将这种追求虚荣的请求一直保留下来，而早已把历史的记载丢失殆尽。然而，地位这么高的人，竟然想从那喋喋不休的废话中捞取某种重大的荣誉，不惜为此利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甚至有的信件错过了寄发的时间还照样发表，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劳动和辛苦付诸东流。这样做实在卑劣得无法再卑劣了。这两位罗马执政官，两位主管全世界的帝国公务的最高长官，利用他们的闲暇，客客气气地写上一封词藻华丽的信，不是正好可以炫耀他们没有让他们的小学老师白费唇舌吗？靠此谋生的普通的小学教师在什么事情上会做得更糟呢？如果色诺芬和凯撒的业绩不是远远超过他们的辩才的话，我想他们是不会将它写出来的。他们悉心介绍的不是他们的言论而是他们的行动。还有，如果说语言的完美可以给大人物带来体面的声望的话，那么西庇阿和列里乌斯[1]肯定不会将他们的喜剧，以及他们那优美典雅、脍炙人口的拉丁语所带来的荣誉让给一个非洲农奴。作品的优美、卓绝足以说明这部作品出自他们之手，而且泰伦提乌斯[2]自己也是承认的。要我放弃这一看法我是很不乐意的。

想要赞扬一个人，却搬出一些虽然很值得赞扬但与其地位不相称的优点，或者搬出他的非主要优点，那是一种嘲弄和侮辱。这就像称赞一位国王，说他是好画家、好建筑师、好火枪手或好夺环骑手[3]一样。这种赞扬，如果不是与切合他的身份地位的赞扬——说他在和平和战争中正确而又巧妙地领导了他的子民——一起提出，就不是在赞扬他。这样做了，再去说居鲁士懂得农业，说查理大帝有口才、有学问则是赞颂他们。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些名声显赫有权有势的人物否认自己进行过学习，他们弄断他们的笔，装着不会这种十分普通的本事。因为我们的民众认为，有才能的人会显示更大的本领，这种普通的本事他们不大会有。

在派往腓力二世的使团中，德摩斯梯尼[4]的同伴赞扬这位君王长得漂亮，能言善辩而且豪饮不醉。德摩斯梯尼说这些赞扬适用于女人、律师和海绵，却不能用于称颂一位国王。

让他来发号施令吧：对敌人他战而胜之，

敌人倒地，他则宽大仁慈[5]。

——贺拉斯

善于狩猎，精于跳舞，那都不是他的职业，

学会诉讼，用罗经测量天体运动，

懂得给金色的星辰命名，这都是旁人的事，

他的学问是治理各国的百姓[6]。

——维吉尔

普鲁塔克说得好:在次要的事情上显示出类拔萃恰恰从反面说明他没有很好地安排他的空闲时间和学习。学习必须用在更为必要和有用的事情上。所以，马其顿国王腓力听到他的儿子，那位伟大的亚历山大在一次宴会上应一批优秀的乐师之请唱了歌，便对他说:“你唱得那么好，不觉得羞耻吗？”还是这位腓力，曾同一位乐师争论过他的技艺，乐师对腓力国王说广陛下，但愿你今后别再遇上这么多的麻烦，弄得你比我还更通晓这些事情。”

一位国王应该能够像伊菲克拉特[7]那样回答问题：一位演说家气势汹汹地这样追问他：“那么，你一副好汉的样子，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弓箭手？还是长矛兵？”“都不是。我是懂得指挥所有这些人的人。”

安提西尼认为，夸奖伊斯麦是位出色的笛子演奏家对伊斯麦毫无价值。

我很清楚，若是有人关注这部《随笔集》的语言，我宁愿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与其搞些华丽词藻，不如写得通俗易懂，越是拐弯抹角就越叫人恼火。不过，假如对这个主张没有多少人发表更多的看法，假如无论好坏都没有一个作家将这主张具体落实，或至少在作品中更为生动地体现出来，那么我就弄错了。为了多放入几篇随笔，我只收了各篇的开头。要是将后面也收入的话，这本集子就要增加好几倍。而且我在其中加进了多少个不引人注目的故事，若有人愿意稍加巧妙地整理，就可以产生出无数的“随笔”来。无论是故事或我的引证，并不总是仅仅用来作为例子、根据或衬托的。我并不是仅仅从它们的用途上来看待它们。它们在我的话题之外，往往包含着更丰富、更大胆的思想的火花。这对我这个并不想表达更多意思的人是如此，对于将来遇上我现在一样情况的人也是如此。回过头来谈谈说话的道德吧，在只会说坏话和只知说好话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说话和谐悦耳并非男子汉的荣耀[8]。”

先哲们说，判断学问唯有哲学，判断行动唯有道德。道德对于一切地位和等第的人都是适用的。

另外两位哲学家[9]的情况有点类似。因为他们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作了留芳百世的许诺。不过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出于良好的目的去迎合别人的虚荣心。他们对朋友说：如果你们因为要留芳百世名传千古而继续操持公务，不愿按我们的要求弃世隐退的话，你们就不要再为此伤脑筋了。因为我们在后世的威望，即使仅凭我们写给你们的那些信，就足以保证你们名传千古了。这同你们操持公务起着同样的作用。另外，他们的信并非空洞无物。这些信不仅把精挑细选的词句按恰如其分的节律排列堆砌起来，而且充满了优美的格言警句：不是使人更加口若悬河，而是使人更加智慧聪明；不是教人说得漂亮，而是教人做得漂亮。雄辩术叫人一心羡慕能说会道而不注重实际行动，就让它见鬼去吧！不过有一点要除外：据说西塞罗的雄辩术卓越超群，因为它是自成一体的。

为让我们了解他的本质，我还要补充一个关于他的这方面的故事。一次他要在公众面前演讲，但时间有点紧，无法从容地作好准备。他的一名叫埃罗斯的奴隶跑来告诉他演讲推到第二天了，他高兴得竟然因为这一好消息给了这奴隶人身自由。

说起信来，我要说的是，我的朋友们认为我在这种著作上可以有所建树。要是我有交谈的对象，我是乐意以这一形式发表我的遐想的。我需要像从前一样有一个吸引我、给我支持与激励的可靠的朋友。因为若要我像有的人那样与虚无的对象交谈，我只会产生幻觉。我也不会捏造出几个空泛的姓名来谈论严肃的事情：我是坚决反对任何弄虚作假的。与一位才华出众的朋友通信，比起面对一群面孔各异的人来我会更加专心致志，更加胸有成竹。我没有找到更好的朋友，很是失望。当然，我的文笔诙谐，有个人特色，但这种方式属于我自己，不宜用来公开交换意见。另外我的语言不很规范：有的过分紧凑，有的杂乱无章，有的断断续续，有的与众不同。我也不谙熟拘泥客套的书信。除了一连串的客套话，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写那冗长的表示愿意尽心效力的信，我既没有本事，也没有兴趣。这些表示我是不那么相信的。除了我确信的东西之外，我不愿多说什么。这与现在通行的做法相去甚远。过去从没有这么下贱、卑鄙地滥用字眼的：生命、心灵、虔诚、崇拜、农奴、奴隶等等词汇比比皆是，用起来那么平庸，以致到了想要传达更加明确，更含敬意的意愿时，就无法表达了。

我特别讨厌那阿谀奉承的口气。这样，我的话自然就干巴、坦率、生硬，在不熟悉我的人看来，简直有点傲慢。

我最敬重的人，我赞颂得最少。当我隨心所欲地写下去的时候，我就忘乎所以了。对志同道合的，我的信寥寥数语，直言不讳。我通信最多的人见面较少：我觉得他们一定从信中看得出我心中的想法，我说话所表达的东西会使我的观念变样。

在表示欢迎、告别、感谢、致敬、愿意效力以及说我们礼仪客套中的恭维话等方面，我不知还有谁比我更笨嘴笨舌、更语言贫乏的了。

我费力写下的那些照顾、推荐的信，从来没有哪位被举荐的人不觉得枯燥无味的。

意大利人喜欢大量刊印书信。我想我手头各种书信集都有百十来部了。我觉得阿尼巴尔·卡洛[10]的写得最好。从前，我确曾在激情的驱使下胡乱涂写过一些给女士的信，如果都保留着的话，也许还有几页值得那些被这种激情弄得神魂颠倒，成天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读一读。我总是在驿站写我的信，写时是那么匆忙，所以，尽管潦草得叫人受不了，我还是宁肯自己写而不叫人代笔，因为我找不到哪个人能够仿照我的口气。我也从不将信誊写。熟悉我的大人物们已经习惯于忍受我信中的涂改、勾画、信纸不折、不留边空了。我费劲最大的信是最无价值的。一旦我把信带在身上，这就说明我离开家了。我往往不打腹稿就开始写，写完一段再想第二段。这时的信更多地是边上添几句，写个开头，而不是写主要内容。由于我喜欢同时写完两封信而不是写完一封折起一封，并且总是丢下写信去干点别的什么，所以在主要内容写完以后，也往往让别人去加上那些最后的冗长的致词、建议、请求等等。我还希望某种新的通行做法使我们免去这套东西，也免去写信注明身份、头衔。有好几次为了不出错误，我都让别人去写，尤其是写给司法和财政官员的信。那么多的职务变更，还有那十分难于安放排列的各种荣誉称号，由于当事人都是非常郑重其事地领受的，更动和遗忘不可能不得罪人。我也感到，在书名页上和书名下写满这些头衔称号也是让人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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