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
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
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
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
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
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
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
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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