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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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和果园一样阴湿，烧不起来。噢，沙发上的花边盖布蹿起片刻火焰，在扶手上留下闷燃的圆环，可西尔维用手将之拍灭，说那比什么也不剩更糟。治安官一走，我们便把灯全关了，屋里仿佛正有奇妙的事在发生。前一刻，我完全不知西尔维人在哪里，下一刻，客厅的窗帘化作火海，西尔维正跪在帘前，火光把她照成浅绛色，身后有个黑影。但窗帘未几就焚尽，落到地板上，火灭了。“讨厌！”西尔维说。我们哈哈大笑，但尽力克制笑意，因为我们明白烧毁房子是一件严肃的事。在别人眼里，我们也许似在放肆胡闹，像屋子里非人的魂灵，灯罩和钢琴上的桌巾对我们无关紧要，可那只是因为我们太仓猝，呼吸困难。

西尔维和我（我觉得那晚我们几乎合为一体）不能留下那间屋子，它像一颗大脑、一个圣骨匣似的给藏匿起来；像一颗大脑，指骨镇的贪婪吝啬之徒会翻弄、挑拣、瓜分它的残骸。想象最后审判日的白光突然照在你身上，就将是那种感觉。连失落在房子里的东西也依然存在，像淡忘的悲伤和初始的梦，许多家常事物的意义纯粹在于怀旧感伤，像那卷失去光泽的粗实的头发，是我外祖母少女时代留下来的，藏在衣橱顶层的一个帽盒里，和我母亲的灰色手袋摆在一起。在同等不偏不倚的审注之光下，这些事物脱离原本的面目，转化为纯粹的客体，可怕骇人，必须烧毁。

我们非走不可。我留不下来，没有我，西尔维不会留下来。如今我们真的给赶出家园去流浪，管家这件事走到了尽头。西尔维点燃扫帚的麦秆，用着火的扫把去点食品储藏室帘布的下脚和地毯的流苏，于是升起两团熊熊烈火。可这时，我们听见火车的鸣笛声，西尔维说：“我们得赶快跑！拿上你的外套！”我拿了，并套上靴子。西尔维夹了三袋面包在腋下，把扫帚扔向柴堆，拉起我的手，我们跑出门，冲进果园。那儿很黑，寒意袭人，我们穿过起伏不平、垄壑密布的菜园，里面到处是垃圾和砍死的蔬菜残株。就在抵达菜园和铁轨之间的休耕地的边缘时，火车从我们面前驶过、消失。“啊，不会吧！”西尔维说。空气冰冷刺骨，吸入时阵阵作痛。接着一声巨响！我们能听见身后那座房子的一扇窗砰然碎裂，再一声！又是一扇。有人高声叫嚷。我们转身回望，但既没看见火焰也没看见烟。“火不够大，”西尔维说，“他们马上会发现我们不在里面，他们会来找我们。这下可糟了。”

“我们可以躲在树林里。”

“他们会放狗。”

我们静立了片刻，谛听喊叫声，望着邻居家亮起灯。我们甚至能听见小孩的声音，还有狗的骚动。

“有一个办法。”西尔维说。她的声音低微、雀跃。

“什么？”

“过桥。”

“步行。”

“狗不会敢跟上来，至少没有人相信它们会。从未有人那样干过。过桥。大家听都没听过。”

好吧。

“我们既然要走就必须走，不能回头，”西尔维说，“你的扣子都扣好了吗？你应该戴顶帽子。”她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捏了捏我，在我耳边低语，“这不是最坏的事，露西，漂泊四方。你将来会明白。你将来会明白的。”

那是一个漆黑、多云的夜晚，铁轨像一条宽阔的小径通往湖边。西尔维走在我前面。我们踩着枕木，一步两块，虽然那使步子大得难受，但如果一步一块，则会小得难受。不过这尚算容易。我跟在西尔维身后，迈着缓慢、悠长的舞步，我们头顶的星星，繁多无度，如尘埃般幽微晦暗，沿着一个巨型旋涡的涡纹与夜色分离——确是如此，我在照片里见过——难以辨认，月亮早已下去。我几乎看不见西尔维，几乎看不见我踩脚的地方。也许只是因为确信她在我前面，确信我只需把脚伸到身体前方，所以我才以为自己什么都看见了。

“万一火车过来怎么办？”我问。

她回答：“早晨以前没有火车。”

我能感觉到桥在攀升，忽然，一阵湿风吹到我腿上，掀起我的外套，不仅如此，还有湖水流动、闪烁的声响，静谧而辽远——假如你潜入水下，在那儿待到气息耗尽，等再浮上来、回到空气中时，你能听见空间和距离。就是那种感觉。不知多少英里外的黑沙滩上，一个浪翻动了一根枯枝或一颗石头，我在耳畔听见那声响动。猛然跃出水面是件令人晕眩的事，一种失神的喜悦，让我对自己的脚步失去把握。我不得不想点别的。我想到身后的那座房子，化为火海，火焰在自身形成的狂风中跳跃、打转。幻想房子的灵魂打破窗户，推倒门，所有邻居都讶异于它冲出墓穴、粉碎坟墓时那份不折不扣的轻松。砰！让那个中式水罐保持形状的黏土四分五裂了，水罐变成空气里的一股旋风，徐徐上升……砰！五斗橱的镜子不停战栗，沦为火焰的形状，照出的只有火。一切都将化作火焰、上升，房子的灵魂将干净利落地逃走，全体指骨镇的人都将惊奇地前来察看这处还在闷烧的地方，那是它最后的落脚处。

我不敢转头去看那座房子是否在燃烧。我害怕只要稍稍一转，就会丧失方向感，失足绊倒。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前方也许根本没有西尔维，桥也许是在我迈步时随之在我脚下自动生成，接着又在我身后消失。

可我能听见桥。它是木制的，它发出嘎吱声。它随着推动水中事物的悠缓节律而倾斜。水流牵引它往南，我能在脚下感觉到它微微向南漂移，后又重新复位。这一节律似乎自成一体，依我判断，与不停向河奔去的急流无关。悠缓的嘎吱声令我想起以前母亲常带露西尔和我去的一个水滨公园。那儿有架木制的秋千，和一座脚手架一样高，所有接头都已松动，母亲推我时，那座脚手架跟着我倾斜，发出嘎吱声。就是在那里，她让我坐在她肩头，让我能用手拂过栗树的叶片，凉飕飕的。也是同一天，我们在一辆白色的推车旁买了汉堡当晚餐，坐在靠近海堤的一张绿色长椅上，把面包全喂给了海鸥，凝望笨重的渡轮航行在水天之间，天空和水面是一模一样的铁青色，故而没有了地平线。渡轮的汽笛发出巨大、灵敏的声响，像母牛在哞哞叫。那本该在空气中留下一丝牛奶的气息。我猜真的有，但低回的只有声音。那天我的母亲很开心，我们不知道缘由。假如第二天她伤心难过，我们也不知道缘由。假如第二天她走了，我们也不知道缘由。她仿佛不断在与一股从未停止牵引的激流抵抗，让自己复位。她摇摆不停，犹如落水之物，优美迷人，像一支徐缓的舞，一支悲伤而令人沉醉的舞。

西尔维右边的翻领底下别着一张剪报，标题是《湖夺走两条生命》。文章很长，她不得不对折了好几次才把别针插进去，里面报道了我们企图烧毁房子的事，原因是本来不久将举行一次关于监护权的听证会——日益古怪的行为引起邻居的警觉。“我们本该预见到会出这种事。”当地一位居民说。（提到我母亲死于湖中的事，明显是自杀。）狗追踪我们到桥为止。拂晓时，镇上的人开始搜寻尸体，可怎么也找不到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好放弃搜索。

迄今，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最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未和露西尔联系。起初，我们担心若试图给她打电话或寄信，人们会找到我们。“七年后他们就不能以任何理由来抓你了。”西尔维说。七年过去了，可我们俩知道，他们永远能以日益古怪的行为为由来抓你，西尔维，和我，怀着同样的忧惧。我们是流浪的人。一旦踏上这条路，就难以想象还有别的选择。偶尔，我去当服务生，或店员，短期内那是件愉快的事。西尔维和我看遍所有的电影。可最后这种伪装的生活会变成负担，昭然若揭。顾客开始把我的微笑当做鬼脸来回应，突然间，因为我的某个举止，他们点数找回的零钱。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卡车休息站工作。我喜欢偷听陌生人彼此互诉的故事，喜欢离群索居的人从给予他们小小慰藉的最微不足道的琐事中获得的挑剔的快乐。遇到下雨或天气不好时，他们把手肘支在柜台上，询问有什么馅饼，只为再听一遍那老一套冗长的历数。但一段时间后，顾客、女服务生、洗碗工、厨师向我讲述了，或让我听他们讲述了，那么多有关他们自己的事后，我本人的沉默似乎骤然引起瞩目，接着他们开始怀疑我，仿佛经我端出的咖啡，上面给浇了一层寒意。我和这些饮食生计、吸收养料的仪式惯例有何关系？他们开始问我为什么自己什么也不吃。他们说，那会让我的骨头上长出肉。一旦他们开始那样看我时，我最好离开。

我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和其他人如此不同？要么是在跟随西尔维过桥的时候，那座湖夺走了我们；要么是母亲在我等她的时候撇下我，使我养成了等待和期许的习惯，让眼前的每个时刻因其不包含的东西而显得无比重要；抑或是在我被孕育的那一刻。

对于孕育我的过程，我知道的和你对孕育你的过程所知道的一样多。那发生于黑暗中，未经我的同意。我（I）（这个最纤细的单词，对当时稀薄的我来说过于臃肿）永久地穿行在无边无际的湮没中，心情犹如人在嗅闻夜间绽放的花朵，突然——强暴我的人在我体内留下他们的踪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数月后，我变得滚圆、体重增加，直到这件丑闻再也掩盖不住，湮没将我驱逐出境。但这一点是我和我所有同类的共同之处。由于某种严酷的法术，原先区区的乌有之物，当与生命联结在一起时，便成了死亡。于是他们封住门不让我们回去。

后来有了母亲遗弃我的事。同样，那也是大家共有的经历。她们走在我们前面，走得太快，忘记了我们，她们过分沉湎在自己的思绪中，迟早会消失。唯一难解的是，我们期待事情不是那样。

我相信是过桥这件事最终改变了我。走在上面时甚是恐怖。我两次绊脚摔倒。风从北边吹来，因此风的推力和急流的牵引是同一方向，它们似乎势不可挡，而且周围那么黑。

中间发生了什么，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以至于每当我回忆起过桥的情景时，有一个时刻像镜头的凸面一样鼓出来，其余则位于周边，逐渐隐没。仅仅是因为风势骤然加剧，所以我们不得不缩拢身子，迎着风，像盲女扶着墙壁一样摸索前行吗？或者，我们是否真的听见了某个分贝太高而听不见的声音，某句真切得我们无法理解的话，却只感觉那像黑暗或流水一样倾注入我们的神经？

我从来无法果断地分辨思考和梦境。我知道，只要我可以讲出，这是我凭感官认识到的，那只是我的想象，那么，我的人生会大不相同。我将尽力告诉你晓白的真相。西尔维和我在漆黑的夜里走了整整一晚，翻过指骨镇的铁路桥——一座很长的桥，如你所知，假如你见过的话——我们必须走得很慢，因为风和夜色。简单地说，天方破晓时，我们已离湖岸不远，我们在东行的火车隆隆驶出树林、上桥、往指骨镇疾驰而去前及时爬到下面的岩石上。我们赶上下一趟西行的列车，一路在装有家禽的板条箱中间打瞌睡，抵达西雅图。从那儿我们去了波特兰，从波特兰去了新月市，从新月市去了温哥华，又从温哥华回到西雅图。起先我们的路线错综复杂，为的是不被人发现，后来路线错综复杂，因为我们没有特别的原因要去某个镇而不去另一个，没有特别的原因要留在哪里，或离开。

西尔维和我不是旅人。我们有时谈起旧金山，但从未去过。西尔维在蒙大拿州仍有朋友，所以偶尔我们途经指骨镇，去比尤特、比林斯或鹿苑。我们站在列车的门口，等待湖的出现，然后望着它掠过，试图瞥一眼那栋旧屋，但从铁轨上我们看不见。有人住在那儿。有人修剪了苹果树，移除了死掉的那几棵，重新系上晾衣绳，补好了棚屋的屋顶。有人在园子下脚种了向日葵和硕大的大丽菊。我想象那是露西尔，分外整洁，镇住了废墟的破坏力。我想象装饰用的小垫布，精美挺括，还有食品储藏室鲜艳的帘子。每当我们可能信步踏进门口时，这些东西在那儿以簇新的面貌和淀粉浆的气味喝止我们。可我知道露西尔不在那儿。她去了某个城市，以她做任何事的坚决彻底，赢得怀疑者的赞赏。有一次，西尔维打电话到波士顿的问讯处，查询露西尔·斯通是否有登记电话号码。劳伦斯、琳达、卢卡斯，接线员念道，可没有叫露西尔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她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她。“她可能结婚了。”西尔维说，她一定结婚了。将来有一天，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见人时，我会走进指骨镇，四处打听。我必须尽快付诸行动，因为如今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这一切皆是事实。事实解释不了任何事。相反，正是事实需要解释。例如，我一次又一次经过我外祖母的屋后，却从未在那个车站下车，走回去看看是否还是原来那座房子，可能因火灾导致的必要修缮而有所改变，或是不是在旧址上盖起了新房子。我想见一见住在那儿的人。看见他们，会驱走可怜的露西尔，在我脑中，这些年她一直等在那儿，怀着理直气壮的愤怒，洗洗擦擦，让一切窗明几净。她以为听见有人在甬道上，赶来开门，急切得等不及铃响。结果是邮递员，是风，什么都没有。有时她梦见我们穿着翻飞的雨衣从路的那头走来，弓着背抵御寒风，用她听不太懂的话互相交谈。当我们抬头对她开口时，那些话给捂了起来，单词之间的间隙扩大，韵律膨胀，像水中的声音一样。万一有一晚我真的走到房子旁，遇见露西尔在那儿会怎么样？那是可能的。既然我们死了，如今那栋房子自是她的。说不定她就在厨房，搂着腿上几个可爱的女儿，说不定偶尔她们望着黑漆漆的窗户，发现母亲似在那儿看见的东西，她们看见自己的脸和一张与她们母亲特别相像的脸，全神贯注，饱含深情的凝视，只有露西尔会认出那是我的脸。假如露西尔在那儿，西尔维和我已在她窗外站了上千次，我们趁她在楼上换床褥时，大力推开边门，带进树叶，扯掉窗帘，打翻花瓶，然后以某种方式，在她赶得及跑下楼前再度离开那座房子，留下一股浓烈的湖水味。她会叹息，心想，“她们一点没变。”

或者，想象露西尔在波士顿，坐在餐厅的一张桌旁等朋友。她的衣着典雅有品位——比如说，穿着一身花呢套装，颈上搭配一条琥珀色的围巾，让人们注意到她逐渐变黑的头发里有一抹红。她的水杯在桌上留下一个三分之二的圆环，她用大拇指把圆环画完整。西尔维和我抚平我们超大号外套的下摆，用手指把头发梳向脑后，我们没有跨门闯进去，没有坐到她的邻桌，而是掏空口袋，在桌子中央堆起一小摞湿漉漉的东西，挑拣出口香糖的包装纸和票根，点数硬币和美钞，加总金额，笑哈哈，又加一遍。我的母亲，一样，也不在那儿；我的外祖母，穿着家居拖鞋，辫子甩来甩去；我的外祖父，头发梳得平贴前额，并未兴致勃勃地埋首研究菜单。我们不在波士顿的任何地方。无论露西尔怎么张看，永远不会在那儿发现我们，发现我们的任何足迹或踪影。我们未在波士顿的任何地方停留，连驻足欣赏橱窗也没有，我们的流浪没有边际。注视这名女子用食指涂去水杯上蒸汽里的姓名首字母，注视她把玻璃纸包装的牡蛎苏打饼干悄悄放入手袋，准备拿去喂海鸥。谁都不可能知道她的思绪如何被我们的缺席所拥塞，不可能知道她如何什么也不看、不听、不等、不盼，永远只对我和西尔维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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