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再次让所有人的视线聚集到了会议室后面的常浩南身上。
只不过这一次,他已经几乎感受不到众人目光中的怀疑了。
清了清嗓子之后,常浩南说出了自己的具体计划:
“现在我们面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不确定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差距有多大,因此完全可以分两步进行验证。”
“副翼效率的计算本质上是一种流场分析,所以我们首先选择一个确保试飞安全的工况,比如1。2倍音速、10°仰角,然后由我来计算出这种情况下机翼表面的流场分布,然后进行一次试飞。”
“如果这一次试飞得到的结果和计算结果的吻合度符合要求,说明计算结果的精度没有问题,下一步就可以激进一些,直接在发生副翼反效的工况点附近进行试飞”
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受到了之前603所的启发,后者在验证主动颤振控制技术时,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分成两个步骤,在加快验证进度的同时把风险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当然,说是可以接受,但终究是不如最保守的逐次逼近法稳妥,还是需要身为总设计师的杨奉畑承受一定压力的。
这边常浩南的话音刚落,旁边不远处就有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工程师开口询问道:
“这个办法在理论上确实可行,但是你的第一步,验证你计算出的带弹状态下机翼上表面的流场情况,应该如何进行?”
由于90年代的传感器技术还不够先进,所以很难实时测量整个机翼表面的流场分布情况,很多时候都需要通过试飞员的主观感受进行判断。
风洞模型倒是可以,但还原度终究不能跟试飞相比。
只不过这个问题甚至没需要常浩南回答。
“赵工程师刚加入工作两年,所以有些事情可能还了解得不多,咱们601所倒是早就有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
这次开口替常浩南解释的竟然是那位老工程师徐进。
实际上他对于数字化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偏见,毕竟搞飞机设计的人不可能真是什么老古董,只是单纯觉得林示宽他们几个人光烧钱不干事而已。
因此他在刚刚看到常浩南带来的报告之后,就非常好奇对方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之前搞歼8B的时候,顾委员就是靠着在机身上贴毛线观察机身表面的气流情况,解决了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抖振问题,现在完全可以再用一次一样的办法。”
院士这个称呼是1993年10月才开始出现的,此前一直叫做学部委员,因此年纪比较大的人一时间改不过来也很正常。
常浩南看了看不远处满脸期待的徐进,笑着继续补充道:
“徐工程师说的没错,可以在机翼表面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点位贴上毛线,再找一架双座飞机在旁边伴飞,这样就能很直观地观察到对应位置的气流情况,等试飞结束之后再跟我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就能得出结论了。”
而认可这个思路的自然也不只有徐进一个人。
“分成两个步骤……这个思路倒是跟镐京那边前段时间申报的那个先进成果有点像来着……”
眼见会议室里已经有人提到了603所的事情,杨奉畑也顺势开口道:
“实际上在座的各位可能不知道,603所刚刚申报的那个成果,主要完成人正是常浩南博士。”
一石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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