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芮恩施就终止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正式询问中国对于日本此次行动的意见和态度。
“荷属东印度……”我假装思考了一下,“那里与中国无关,不是吗?”
芮恩施摇摇头,在谈话上兜圈子,可不是他的长项,“荷属东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不大,但日本的动态,很是让人担忧。难道中国对此也不关心吗?”
这个问题,我就不能说不关心了。
端起杯子,我吣了口咖啡,苦涩中透出一股醇香。
考虑好如何组织语言,我才开口说道:“日本的武装,已经开始好些儿年了。”
我停了一下——这话有点儿不好说,才继续接下去,“武器制造出来,总归是要使用的……从去年起,中国经济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我说的有点零散,足以让芮恩施明了我的想法。
我觉得自己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直接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行动,不赞同,也不反对。对日本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中国将保持中立立场。”
芮恩施不由得沉默了,他静静地看着我,好似要直接看到我的心里。
我也不很在意,平静地看向他。
气氛有点尴尬。
没一会儿,我们就都笑了出来——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些话不用说出口,彼此就都知道了。
芮恩施笑了一会儿,忽然有点儿悲伤,叹息道:“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的声音低沉,宛如在陈述预言。
我却不以为然,“保罗,代价迟早是都要付出的。如果不想将来付出代价,那现在就要付出!
人,总是要死的。”
芮恩施突然间想起了什么,疑惑地问我,“难道你的‘调节论’也……”
“调节论”是我提出的一种经济理论,其实就是说“政府要对经济宏观调控”的理论。西方又把他称为“骑手论”,形容政府就像骑手,经济就像骏马,骏马的奔驰有着其自身规律性,骑手不能够代替骏马,掌管一切,却也不能让骏马任意飞奔,要在关键时刻起到引导调节作用。
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唯有中、俄两国飞速发展。西方国家自然不愿意接受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便把宏观调控理论奉为圭皋。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或者部分采用了该理论,但效果没有中国好。美国也是大规模基建,投入不比中国少,效果却相去甚远。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大规模基建投资,仍然是生产性投资,不仅为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的基建还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就业机会。而美国投入的基建,很多都是与生产无关的,娱乐休闲的公共设施。
芮恩施没有继续说下去,我却已经明白他的意思我摇摇头,调节论又不是万能的,我也不是机器猫,经济这么高深的东西,我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
这些年来,中国跌跌撞撞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让我大喜过望了。原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大,市场前景广阔,就像在院子里骑自行车,怎么样问题都不大,我自可以驾驭它,现在么……我能够保持它现在不翻车,就已经筋疲力尽了,还谈什么驾驭。
接下来,我唯一能够延缓经济危机的手段,就是更换军备——中国的陆海空三军也该进行次大换装了。
芮恩施看我,是想对我说,中国当初不应该武装日本的。但是他也清楚,我会如何回答他。所以,芮恩施干脆就放弃了废话。
如果芮恩施说了,我会毫不犹豫的顶回去,在美国全力武装德国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错,中国在武装日本,美国在武装德国。
这没有什么可希奇的,也不是天方夜谈。
美国、苏联、英国都在地武装德国,就连德国的夙敌法国,也在为希特勒而添砖加瓦。
华尔街的资金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美国人堂而皇之的坐进了德国卡特尔的董事会。然后,华尔街的借款便涌入德国,被希特勒用来,从美国购买军火、战略资源和技术,杜邦、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都同德国签订了巨额定单——后来在战争中,美国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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