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96部分（第2页）

突围，在她的生命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每每回忆起来，总是甜蜜而留恋。这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在她的心底，不时地发出光和热。

艰苦的斗争环境，锤炼了她的意志，增长了她的才干。还利用战牛的间隙，顽强地吮吸知识的乳汁，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己。1945年底至1946年春，部队打进淮阴以后，有一段间歇时间。茹志鹃无意中发现一个工商地主家里，藏有很多书，家里却没留下一个人。她大着胆子走进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地带，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现代中外小说。她如饥似渴、贪婪地阅读，终因时间太短，许多书还没有来得及读完，只好偷偷地选了四本《战争与和平》，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跟随队伍开到了前线。

从此，茹志鹃这颗蕴育着文艺细胞的种子，在肥沃的泥土里萌发生长了，文艺给她以力量，她又为文艺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她说：“我到了根据地以后，才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又接近了文艺，而且靠得这么近……”“身在此情此景中，即使闭上了眼睛，也会遏止不住的心跳血热。这和那些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截然不同，这是何等的文艺啊，能使人要跳、要跑、要唱、要向前冲”。（同上）

一次战斗前，文工团员们步行七十余里，赶到离前沿十来里路的地方，在土台上演出《白毛女》，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令她至今难忘。

“台上台下像是一锅沸腾了的水，尤其是台下，那些在敌人面前像小老虎似的战士，出入枪林弹雨，在任何艰难危急的情况下，都面不改色的英雄们……他们坐在用土堆起来的舞台前面，一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喊几句似口号非口号的话语，又默然坐下；有的战士竟忘其所以，要朝台上的黄世仁冲去；有的战士痛哭失声，当场晕倒……”（同上）

她终于看到了艺术的神奇力量。她说：“我惊叹、慑服、羡慕这种力量，我暗中下了决心要走这条路。”（同上）从此，她义无反顾的沿着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从盲目、朦胧，逐渐到自觉、坚定。

茹志鹃是在自己的本子上开始创作实践的。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她接触了许多可亲可敬的人，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她在本子上写日记，追记各种没有名目的感想、散记、故事等等。把这些琐碎的东西记下来，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成熟的想法，更想不到为了发表，只是觉得这些感人的事不记下来可惜。天长日久，她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她的本子里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样的东西，便拿去谱了曲，并且定题目为《跑得凶就打得好》，歌曲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还得了二等奖。从此，她开始有意识地写些歌词、快板诗，写些战斗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笔不停地写，思想也随着急促的脚步和节拍行进。行军休息时写，扒在背包上写，卧在战壕里写……默默地开始了终生的选择。她说：“当时我并没有发宣言。我觉得发宣言，提要求，都没有实干来得具有说服力，而且自己到底能不能走这条路，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同上）

1948年——淮海战役前，她在部队领导的鼓励下参加了创作组。决心用心血和生命实践自己的宣言。她和创作组的同志一起写了大型话剧《八00机车出动了》、《不拿枪的战士》及短篇小说《何栋梁与金凤》。她从这里起步，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短篇小说《澄河边上》、《同志之间》、《百合花》等。革命战斗生活，赋予茹志鹃一双单单属于她自己的眼睛。她说：“我就是带着这双眼睛去看我周围的生活的。这是一双带着幸福的微笑，非常单纯的、热情的、信赖的眼睛”。（同上）

七、真诚地敬献

茹志鹃于1949年4月随着后继部队渡过长江，进入一个新的天地，她被留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

1955年，部队大批女同志转业到地方工作，茹志鹃也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转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社当编辑，从事业余写作。这时，她已和剧作家王啸平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紧张的工作、繁忙的家务劳动与艰苦的创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三者互不相让，各自有着自己的地盘。为了互不影响，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三”制的工作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辑工作，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先带孩子睡三个小时，闹钟一响再起来写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睡一段时间。她以顽强的韧劲，保证“三三”制的实行。

辛勤的耕耘结出了丰收的硕果。

《关大妈》写于1954年。这篇小说无论是作家表达思想，摄取生活的方式，还是艺术手法都迥异于她后来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一切的光辉老妈妈形象，她是埋藏在作家心中的无数革命者的典型代表。英雄性格展示得比较充分，加之作品充满了挚热的爱和崇高的理想，因此读起来颇令人感动。只是由于过分注重故下情节的叙述，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刻画。

继《关大妈》之后，作家打开了生活和思想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妯娌》、《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澄河边上》、《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一篇篇新作相继问世。何大妈、静兰、谭婶婶、新媳妇等一个个平凡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茹志鹃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点缀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画廊。在艺术描写手法上，作家也进行了新的刻意追求，从类型描写转到性格刻画，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她共写了二十多篇小说，三十多篇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诗歌、电影剧本等，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关大妈》等短篇集。

创作上的丰收和艺术上的新突破，给文坛带来了“春”的气息，她的创作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老作家茅盾、冰心、魏金技、王西彦及评论家侯金镜等都相继撰文评论茹志鹃的作品，肯定她在艺术上取得的可喜成就。与此同时，也不时地吹起一阵阵凉风，摇动着“百合花”和“白杨树”。1961年前后，评论界围绕着茹志鹃的作品展开热烈的讨论。作协上海分会先后举行四次讨论会，茹志鹃也应邀参加。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作品题材与风格的关系和人物创作两个问题上褒贬迥异，众说纷纭。

茹志鹃坚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不回头，不怯步。1960年她离开了编辑工作岗位，从事专业创作；1961年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

八、《百合花》——创作道路上的标志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鹃艺术风格之精华，堪称为前期代表作。同时，也是一朵与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心灵之花。她说：“《百合花》在我创作的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气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跟随我经历的波折不算小。同志们说我在创作上还有希望，尚可发展，曾以《百合花》为例；而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冠我以文艺黑线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为例；较多的读者记得的也还是它。那么就让它明明白白地，作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吧！”（《百合花》后记）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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