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5部分（第1页）

苦闷写信告诉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妮娅·伍尔芙夫人（Virginia　Woolf），后者来信说：“Only　works　you　can　facethe　war”，还鼓励凌叔华写作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切身的事物。在创作上，她受俄国契诃夫和英国曼殊菲尔的影响。这期间，她写作不多，但对东方的艺术和戏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46年，陈源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翌年，凌叔华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源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她曾进联合国国际了解速成班学习并获文凭，后又在巴黎学习法文及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昂贵的巴黎生活，陈源的不及大使馆一秘待遇的薪金，这巨大的生活压力，把他们挤出了巴黎，只好住在伦敦，只有在开会的时候，陈源才到巴黎。在伦敦，她曾给大学讲授过东方艺术与戏剧，但这时期她主要从事西方文学和艺术的研究。

凌叔华素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她虽出身望族，却能吃苦。除了日常的家务操劳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她不得不兼事“鬻文和卖画”。1956年至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和马来亚青年书局，出版了她的以中国妇女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以海外纪胜及文艺诗歌评介为内容的散文集《爱山庐梦影》。

侨居异国三十多年，她曾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博物馆和新加坡、（木兵）城商会内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62年12月，Cenuschi博物院为了纪念已故院长、著名汉学家格洛肖特逝世十周年，她应邀在巴黎Musee　Cenuschi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是轰动巴黎的一次画展。这次画展，除她自己的三十多幅画外，还展出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大画家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青主、石涛、李（鱼单）、郑板桥、金冬心、赵之谦等人的名作，这些珍品曾印成纪念巨册。另外，还展出了她收藏的文物、文房四宝及金石。法国电视台、电台广为介绍，《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均刊专文赞扬。法兰西科学院著名院士、作家安德列·莫罗瓦（Andre　Maurois）特撰文介绍她的画。莫罗瓦的文章刊印在她画的明信片上。

凌叔华的绘画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声誉。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所谓文人画是画家借画中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灵魂、思想感情的一种画法。莫罗瓦介绍说：“在这种富于诗情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其中的静与空白和线条，所表现的并无不同，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人常把书法、绘画、诗歌融为三位一体的艺术，文人画便是恰到好处地控制了这三种要素而成的。中国艺术家虽受传统熏陶，但并不抄袭古人作品，而是努力摆脱窠臼，显示出自己的境界。他们并不呆板地以模仿自然为能事，而认为重要的是能创造一种诗的意境，所以凌叔华的工夫并不在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亻叔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膝陇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她的艺术的另一特色，则是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捷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这段文字对凌叔华绘画艺术的评价是精当的。她是作家、画家，绘画活动是她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自己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翌年法国政府令陈源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11　AVENUE　GORGE　5），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66年辞职，其家庭生活也愈加困顿，难以维持。

1967年至1968年，凌叔华在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优美的散文《敦煌礼赞》（刊于《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集》）就是她参加了敦煌石窟后写下的佳作。她先后发表独幕剧，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介绍祖国名胜和文艺作品多篇。她也用英文写作，所写的一些关于祖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人情的作品如《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乡村生活》、《敦煌千佛洞》等，在英国各报刊发表后，得到知识界的普遍好评，尤为英国现代最有名气的女文学家维吉妮娅·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ost）所赞赏。她的自传体的英文作品《古歌集》（ANCIENT　ME　LODIES）是在V·W00lf指导下写成的，被誉为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她对凌叔华说：“写书不要专为外国人读。要为自己所见所知道的写。”凌叔华说：“这对文学工作者很有道理。”《古歌集》出版后极为文化界注意，英国读书协会（BOOk　Society）评它为当年最畅销的名著，《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还特别撰文加以介绍。凌叔华也因此而驰名于国际文坛。

异乡毕竟不是家乡，异国毕竟不是祖国。只有祖国才是自己的母亲。凌叔华是时时想着自己的祖国的。据云，她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不愿像白俄一样在路边卖地毯。”当然她不是“白俄”，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画家，一位爱国者，梦寐以求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强大。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

长期以来，香港和南洋书市流传着署名“凌叔华”的长篇小说《梦里心声》和短篇小说集《柳惠英》，在一些工具书和评论家的文章里（包括我们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征求意见稿在内），也都把这两本书列在她的名下。1981年5月16日，凌叔华在北京写给我的信中声明说：“《梦里心声》及《柳惠英》二书，均非我的作品。约十年前，我在《南洋商报》声明过一次：非我所作。（当时南洋大学学生寄我一册，问是否拙作）此二书的内容不详，故我不负责任。不料十年之后，二书仍在香港、南洋发售。我也管不得许多，因香港等未加入国际出版法机构，故可以横行无忌，作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吧！（这真是”无本生利的生意“，令人敢怒而不敢言！万一内容卑鄙无聊，也只好忍受，版税一文不给还是小事。）实在是哭笑不得，你看有何办法！”后来有幸在北京华侨饭店一晤，她又特别强调那两本书不是她的作品。

从1960年起，她前后多次回到北京，时时念及祖国的进步和海峡两岸的统一。1970年3月29日，陈源因中风抢救无效而舍世，伦敦《泰晤报》认为，他的逝世使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台湾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凌叔华还是让他“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在江苏无锡老家，可以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之后，凌叔华寂寞地踯躅在异国的夕阳之下。她弹古筝，作国画，侍弄与之为伴的兰花、腊梅、文竹和水仙，她时不时地飞回北京观光、访友。1984年秋，她在伦敦进对萧乾说：“我生在北京，尽管到西方已三十几年，我的心还留在中国。”1986年，她染上了重症伤寒，又跌坏了腰骨，加之乳腺癌的纠缠，使她痛苦不堪。1989年末，她坐着轮椅，由女婿——英国汉学家秦乃瑞陪同，飞回北京，住进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躺在病床上，在鲜花、笑脸、寿礼、巨型蛋糕、亲人、朋友和记者簇拥中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但之后不久，乳腺癌复发、转移，时而出现昏迷。在她清醒时，常说想到北海看白塔，到史家胡同看看旧居。5月16日，她最后的愿望得以实现：她躺在担架上，看到了美丽的白塔，也回了“老家”——史家胡同甲54号——那二十八间房子是她的嫁妆，解放后变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欢迎这位“老奶奶”。

一片叶子，曾有过自己火红的青春，也有过寂寞和孤独，飘零九十个春秋，终于又回到出生的那坏圣土，于是，凌叔华虽有留恋，但再无他想，一生的路程终于走完了，可以闭眼了，在1990年5月22日的下午……追悼会上，中国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英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都献了花圈。邓颖超、冰心和巴金各自献了以鲜花玫瑰和白菊编织的花篮。她的骨灰安葬在无锡惠山脚下，与陈源合葬……

凌叔华回归了自然，而给人间留下了精神的永恒。她的作品就是财富。她在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早期。

自从发表了《酒后》，丁西林又将它改编成剧本《酒后》（刊于《现代评论》十三期，收入戏剧集《一只马蜂》）之后，此类作品一度层出不穷，被人称为“酒后派”。但就凌叔华早期整个创作而言，人们普遍称她是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和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之外的“新闺秀派”。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

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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